Tom 百年高盛背叛的代价
百年高盛背叛的代价 更新时间：2010-6-22 0:18:33 纽约曼哈顿下城，世贸中心遗址不远处，一座高230米的玻璃幕墙大楼格外抢眼。1933年，为限制摩根等财团的影响力，美国政府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要求财团将资本买卖业务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中剥离，成立单独银行。 纽约曼哈顿下城，世贸中心遗址不远处，一座高230米的玻璃幕墙大楼格外抢眼。这里，就是全球投资银行界的霸主——高盛帝国的总部。
拥有141年发展历史的高盛，被称为“华尔街最高效、最诡秘的赚钱机器”。然而近来，它却丑闻不断。特别是4月以来，高盛身陷欺诈风波，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商业道德拷问。
高盛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它到底是怎样的一家公司？这个金钱帝国经历了怎样的嬗变？这家“百年老店”能否笑到最后？
高盛家族，不起眼的创业
高盛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它是戈德曼和萨克斯两个家族姓氏的集合。1869年，48岁的德国犹太人后裔马库斯??戈德曼在纽约曼哈顿南部松树街一间狭窄的小屋里挂出了“马库斯??戈德曼公司”的招牌。这就是高盛的前身，主营业务是倒卖商业本票。
当时，一些缺钱的企业会从富裕的珠宝商和皮革商那里借钱，并立下借款字据，到还款期限时再凭字据还钱。这种字据是可以转让的，到期时，谁手中持有字据，企业就把钱还给谁。这种字据就是商业本票。
每天清晨，戈德曼都会穿上双排扣的长礼服，戴上绅士高帽，沿曼哈顿下城的仕女巷，挨家挨户寻找机会，以便从资金周转出现困难的富商手中，折价收购本票。他总是高调地称自己为“银行家及经纪人马库斯??戈德曼”，并小心翼翼地将收来的本票折好，放在他那顶绅士帽的衬带里，然后搭上一辆马车，来到位于钱伯斯大街和约翰大街交汇处的商业银行聚集地。在这里，他以高出收购价0.5个百分点的价格把本票转让给商业银行。这0.5个百分点就是他的毛利润。这种资本买卖的业务，是投资银行的最初传统业务。
渐渐地，戈德曼开始意识到，本票倒卖这种不起眼的经营手段远比不上股票和债券承销业务所能创造的利润。为了把公司做大，1882年，戈德曼邀请女婿塞缪尔??萨克斯加入公司，成为公司合伙人，并将公司更名为“戈德曼和萨克斯公司”，即高盛。3年后，他的儿子亨利??戈德曼也进入公司并成为合伙人。
当时的高盛，是一家以血缘和姻亲关系为纽带、实行合伙人制度的小型家族企业，即由家族中的几个人合伙并共同拥有公司股份、分享经营利润。比高盛更早成立的罗斯柴尔德金融集团、摩根公司以及雷曼兄弟公司等，也都是采用这种合伙人经营机制。
老戈德曼退休后，萨克斯和小戈德曼接管公司。萨克斯稳健而干练，对工作始终充满热情。高盛的一位老员工至今仍记得：“刚进入高盛的第三天，我恰巧路过萨克斯的办公室，他交给我一项工作，并明确告诉我：‘请尽快把它做完。’当时有老员工向我‘泄密’，按照萨克斯的习惯，他肯定会在15分钟之内询问我处理的结果，所以我很快完成了那项工作。果然，他随后真的来到我的办公桌前，对我说：‘年轻人，事情进展得如何？’”
小戈德曼思想活跃，善于创新。正是他，把帮助企业上市发展为公司的经营项目，使高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起初，小戈德曼曾想参与当时利润最大的铁路证券承销业务。但已占先机的摩根等巨头，根本不欢迎新成员来抢利润。无奈之下，小戈德曼另辟蹊径，很快把目光投向日益崛起的大型零售商。1906年，高盛完成了第一次证券承销业务——为联合烟草公司上市服务。此后，不少零售业的家族企业上市，为高盛带来了稳定而又广阔的业务市场。
20世纪初期的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迅猛发展，在经济甚至政治领域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以摩根为代表的大财团，影响力甚至一度与美国总统平起平坐。处于相对弱势的高盛，没有错过难得的发展机遇，30年里联合雷曼兄弟公司，为56家企业完成了114次证券承销业务。
温伯格家族，高盛的代名词
西德尼??温伯格是高盛历史上最杰出的投资银行家。他并非高盛家族的姻亲，却在高盛主席的位子上坐了39年，在高盛内部建立起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并成功地塑造了现代高盛的雏形，被人们尊称为“现代高盛之父”。
温伯格出生于1891年，父亲是一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波兰裔酒水批发商。1907年的一个清晨，16岁的温伯格正在找工作，当他路过纽约交易广场43号时，被这座高大而光鲜的大楼深深吸引，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座大楼里找份工作。他坐电梯直达23层，从顶层开始挨家挨户询问：“你们还招人吗？” 他不知被拒绝了多少次，直到下午6点，所有的办公室都下班了，还没能如愿。第二天，温伯格又来了。他从前一天暂停的地方开始接着找工作。终于，一位清洁工同意用他作助手，周薪5美元，工作内容是清洗痰盂、洗车、擦鞋。录用他的公司，就是高盛。
很长一段时间里，温伯格都是公司最卑微的雇员之一，直到他遇到了萨克斯的儿子保罗??萨克斯。有一次，他被指派用购物小推车送一根旗杆到小萨克斯家。当他按下门铃后，来开门的不是管家而是小萨克斯本人。在这次接触中，温伯格的机智和勤奋给小萨克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小萨克斯的关照下，温伯格在纽约大学学习了投资银行学课程，在公司的重要部门任职，并逐渐展露才能，最终在1927年成为一名高盛合伙人。
1930年，温伯格接手的高盛，是个烂摊子。他的前任成立了高盛交易公司，并上市融资。起初，公司的股票受到信任高盛的投资者的追捧，价格一路上涨。1929年，股市崩盘，高盛交易公司的股票价格从每股326美元跌到1.75美元，高盛也不可幸免地损失了超过90％的原始投资，从此声誉扫地，沦为华尔街笑柄。
1933年，为限制摩根等财团的影响力，美国政府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要求财团将资本买卖业务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中剥离，成立单独银行。1935年，以摩根剥离证券部门成立摩根士丹利为代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投资银行出现了。
此时的高盛，仍受累于高盛交易公司事件的影响，几年内没有接手一家公司的上市承销业务。温伯格苦苦维持着公司的经营，并耐心等待转机。终于在1953年，温伯格利用自己与亨利??福特二世的私人关系，说服他让高盛担当福特上市的首席财务顾问。接下来的两年里，温伯格为福特设计了56套不同的重组方案。后来，福特决定发行价值6.5亿美元的股票——这是当时最大的一笔证券发行业务，高盛承担了重要的承销任务。从此高盛一扫阴霾，重新赢得了声誉，并步入华尔街一流投资银行的阵营。
温伯格是高盛性格的缔造者。他说：“我从来不进行投机交易，我是一个投资银行家，不是在玩骰子。”他强调忠于客户，并把客户权益至上视作高盛的第一商业原则。他重视声誉，并不遗余力地以身作则，还常说：“我们的资产就是我们的员工、资本与声誉。如果这三者任何一个受到损害，声誉是最难以恢复的。”
1969年，高盛成立100周年之际，温伯格与世长辞。他的儿子约翰??温伯格于1976年至1990年的10多年间，与好友怀特黑德共同担任高盛的联合主席。由于他们的坚持，高盛的合伙人制度得以保留。
职业经理人登场
1999年5月3日，高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华尔街5大投资银行里最后选择公开上市的一家。这一天，也标志着合伙人制度在投资银行业的终结。从此，高盛的所有者，变为包括合伙人在内的众多股东。而职业经理人，则成了公司的实际操控者。汉克??保尔森就是由高盛合伙人变身而来的第一任首席执行官。作为职业经理人，他们不再是公司的拥有者，而是短暂的“过客”。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名誉，只与短期内公司的业绩有关。这就为高盛后来的丑闻埋下了祸根。
保尔森性格直率，对权力的掌控强而有力。在他的领导下，高盛不仅连夺证券承销业务大单，还大肆投机，积极设计和销售金融衍生产品。这是一种在传统的交易方式与交易产品基础上，经过复杂计算和设计而衍生出来的金融产品。由于投资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牺牲客户利益的前提下，复杂的衍生品利润巨大，甚至超过了证券承销业务。2005年，保尔森的年收入达到3830万美元，成为当时华尔街最赚钱的银行家。此时的高盛，离温伯格家族缔造的“高盛性格”越来越远。
2006年，保尔森赴任美国财政部长。劳埃德??布兰克芬出任首席执行官。2007年，高盛获利116亿美元，布兰克芬得到了6800万美元的奖励，华尔街最赚钱高管的桂冠又一次戴在了高盛首席执行官的头上。
金融衍生产品的超额利润吸引华尔街投行趋之若鹜，忘记了对客户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好景不长，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被“猖獗”兜售，很多机构和个人蒙受重大损失，终于诱发了全球金融危机。雷曼兄弟破产，贝尔斯登、美林被商业银行收购，投资银行业仅剩的翘楚高盛与摩根士丹利，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投资银行时代谢幕
2008年9月21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之后的第六天，美联储宣布批准高盛与摩根士丹利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的申请。也就是说，这两家专业投资银行都转型为综合型商业银行。至此，美国五大投资银行消失殆尽，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时代谢幕。
2010年4月16日，高盛及其副总裁托尔雷被指控在设计和销售一款金融衍生品时，未向投资者披露关键信息，涉嫌欺诈投资者。31岁的托尔雷是位典型的拿“绩效工资”的职业经理人，只要业绩优秀，年底就会获得大笔奖金。高盛凭借这款衍生品赚了1500万美元，托尔雷本人获得200万美元红利。
15年前，比高盛年长将近“百岁”的巴林银行被一个名叫尼克??里森的交易员“玩”倒了。他当年只有28岁，“玩”的是一种金融衍生产品；托尔雷“玩”的也是一种金融衍生产品，他当年也只有28岁。
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在投资银行这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里，高盛将如何走向未来？如何在博取高收益的同时，控制风险？如何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确保职业经理人的职业操守？
回首高盛的百余年沉浮往事，创业者似乎早已回答了这些问题，只是现在的人们忘记了而已。
延伸阅读
投行是商人，不是独立的专家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田亮
外资品牌的投资银行，一向在中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他们不但在中国资本市场赚得丰厚的利润，还常被当作权威的顾问和专家，受到请教。高盛的一系列丑闻，似乎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到底什么是投资银行？我们的政府、社会和企业应该如何看待投资银行？就这些问题，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了投资银行专家、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宋逢明教授。
环球人物杂志：什么是投资银行？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与普通商业银行有哪些区别？
宋逢明：投资银行的传统业务，就是充当投资方和融资方的中介，一方面向社会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寻找有潜力的项目进行投资。在这个领域，投行最常见的业务就是帮助企业上市，在资本市场为企业直接融资。在此基础上，投行不断创新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收购或兼并咨询、代理理财、投资顾问等服务，并且开展自营业务，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投行的利润来源主要是代理佣金。
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是存贷款，用储户的存款向企业贷款，属于间接融资，主要利润来源是存贷款利差。
环球人物杂志：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投行信誉危机，其根源是什么？
宋逢明：投行在传统业务基础上拓展了一系列新业务，在资本市场同时扮演中介、买方、卖方等多重角色，自身利益经常与客户利益发生冲突。面对巨额利润的诱惑，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投行不惜牺牲客户利益。打个比方，投行就是个小伙子，客户是牧师的女儿。小伙子带这位小姐去喝酒，结果她喝醉了。这时候，小伙子是否要对牧师的女儿负责任，就全凭良心了。100年前由家族掌控的投行，非常珍惜自身信誉，会把客户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投行陆续上市，实际掌控权落入职业经理人手中。他们在短期激励机制驱使下，只追求短期内公司业绩和个人收益的最大化，不惜采取操纵股价、设套对赌、内幕交易等做法。
环球人物杂志：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如何对待投资银行？
宋逢明：首先，在投行的传统业务领域，应该充分肯定其重要作用。如果企业想在海外上市，就应该找顶尖的投行。只有企业上市成功，投行才能收费，所以在这方面，企业和投行的利益是一致的。其次，如果企业有海外兼并或收购的意向，则只需要投行在融资等方面提供服务，但不能听由投行来建议是否应该兼并或收购，那样的话，就好比想买房的人去问房屋中介公司该不该买房。最重要的是，当企业面对投行推销的复杂金融衍生产品时，绝不能轻信。在这个业务上，企业与投行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就像麻将桌上的对手一样。企业输得越多，投行赚得就越多。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原因就是华尔街的投行在全球范围内兜售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使很多机构和个人蒙受重大损失。
环球人物杂志：政府、社会和媒体应该如何对待投资银行？
宋逢明：投行在我国政府、社会和媒体眼中，信誉度很高，政府和媒体经常请投行分析师当顾问，但这里有很大的误区。投行归根结底是企业，是商人，它的目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很难保持绝对中立和客观。对政府来说，应当把投行作为重要的监管对象。对社会来说，应该全面认识投行的社会功能。对媒体来说，请投行的分析师作专栏作家，或评论员，似乎难保公正，至少在美国非常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