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控烟行动计划势在必行_理财规划

国家控烟行动计划势在必行

国家控烟行动计划势在必行更新时间：2010-2-23 23:54:05 　　编者按 16世纪中叶，烟草传入中国。到今天，我国以占世界19.7％的人口数量，供养了占世界33％的烟民。而烟草是世界8大死因中6种疾病的危险因素，这意味着中国庞大数量的烟民更可能成为各种慢性病的受害者。为了国民的健康，中国亟待采取措施。

作为《烟草控制框架条约》的缔约国，中国于去年5月1日起对烟产品消费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但结果却成为无关消费者的税涨价不动，无法实现真正的控烟。为此，学者们呼吁烟草税调整应税价联动，国家层面的控烟行动计划该出台了。

今年1月14日，国家烟草专卖局新闻发言人张修连在烟草行业情况通报会上介绍，烟草行业2009年全年实现工商税利5131.1亿元，同比增长12.2％。这对整个烟草行业来说史无前例。

5131.1亿元的税利增长中，税费占了4163.4亿元，同比增长26.2％。专家估计，就2009年全年数据来看，26.2％的税费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烟草税的上调。烟草税是一部分，面对烟草这一劲敌，其实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把“预期寿命”纳入指标体系

人类发展究竟倚重哪些指标？不仅仅是GDP。

每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都会发布一份名为“人类发展指数”的统计名单，主要基于3个方面的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寿命和教育。依据这3方面的综合评定，全球金融危机后GDP已然跃居世界第3的中国却只能排名第92位。

30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绩，但卫生、教育等社会建设却远滞后于经济建设的速度。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导致健康指标的改善，中国的健康发展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在他看来，这些挑战主要集中在健康改善速度缓慢、疾病负担沉重、卫生资源相对匮乏、健康不公平问题突出以及现有卫生体系缺乏对预防保健的激励机制等。

其中，疾病造成的经济负担不仅成为了中国人的新三座大山之一，而且隐性地造成了GDP损失。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疾病消耗的直接经济成本为9753亿元，占当年GDP的5.3％，间接成本为14215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7.8％――两者总计形成的经济负担为23968亿元，占当年GDP的13.1％。胡鞍钢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比起名义GDP，我们更应该关注除去因健康风险因素造成的GDP损失后的数据，这才是人民获得的净福利。因此，胡鞍钢呼吁今后要改变“GDP至上”的指标，把预期寿命纳入评价体系――显然，这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然，相比过去，中国的健康模式已经在转型――从瘟疫、饥荒流行为主的年代到传染性疾病流行逐渐消退的年代，如今已进入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与生活方式相关疾病为主的阶段，平均期望寿命也由建国初的35岁改善为2005年的73岁。尽管如此，2005年慢性疾病死亡率也达到了544人/10万人，占所有死因构成的82.2％，大大高于世界59％的水平。2008年，我国慢性病人数达到了2.7亿。

不断攀升的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催生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的提出。卫生部2008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将其定位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健康目标的重大战略。其基本目标是针对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健康问题和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积极采取经济有效的干预措施和适当的卫生策略，努力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这一战略直指提高城乡居民期望寿命及健康预期寿命的目标，同时还包括改善国民健康生活的质量和减少不同地区健康状况的差异。

“实施‘健康中国2020’战略，确立健康发展的目标和指标，识别重大健康风险因素，并明确干预策略和投入保障，不仅改善卫生服务、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而且对于保证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胡鞍钢说。

现在需要的是国家控烟行动计划

然而烟草成为“健康中国”战略必须面对的一个劲敌。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玲等人对我国的吸烟模式和烟草使用的疾病负担所做的研究结果显示：2005年全国吸烟的直接成本为1665.60亿元，占当年卫生总费用的19％；间接经济损失为 861亿～1205亿元人民币，总经济损失近3000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当年，烟草行业上缴的利税总额为240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烟草流行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

尽管如此，中国的烟民还在不断增长。2007年，中国的烟民达到3.32亿人，比2004年增长了近1000万人；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烟民数量也是最多的，烟草消耗量位列全球之首。前者并不仅仅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实际上，中国以占世界19.7％的人口数量，供养着占世界33％的烟民，其中的深意不难解读。

如果吸烟状况得不到控制，从现在到2050年，中国将有1亿人口死于烟草，其中50％将在中年死亡，损失 20～25年的寿命。更糟糕的是，烟草疾病负担高峰的到来将与我国“人口红利”期的结束一致，这无疑将使全社会面临沉重的疾病负担，对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带来严峻挑战；进一步损害逐步减少的劳动力资源；同时，预期的疾病花费，又会影响到人们的储蓄、消费等行为，冲击经济的持续增长。

综上所述，胡鞍钢预计未来烟草的大流行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疾病型经济体。为了阻止这一趋势的恶化，控烟行动势在必行。而政府在这场行动中理应担起重任。“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国家控烟行动计划！”胡鞍钢说。在他看来，“十一五”规划中将文化产业单列一章就极大地促进了其发展进程，这次“十二五”规划该轮到健康产业进入国家视野了。

因此，他总结的未来控烟思路为：首先要将其列入“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制定详细的目标和策略，使控烟成为政府工作的优先事项；其次要推动烟草行业政企分开，避免行政部门利益阻碍控烟；另外还需对烟草产业发展逐步出台限制政策，积极运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控烟；最后可以广泛运用国际组织倡导的控烟一揽子政策，借助国际经验达到控烟目的。

烟草税调整须税价联动

“中国人似乎不太熟悉烟草税，美国人对这个税特别熟悉。”在一次向媒体宣传烟草税知识的培训会上，无烟草青少年运动中国总监李淑珊的这句话一下子吸引了在场所有记者编辑的注意力。

李淑珊说，每当政府需要钱想增加税收时，轻易不会动个人所得税，因为太敏感；但烟草税却是百试不爽的增收法宝。众所周知，吸烟有害健康，而且此“健康”不仅针对吸烟者自身而言，还包括他身边的二手烟受害者们。所以即便是在吸烟者中间，也有大量赞同征收烟草税的人。以美国为例，联邦、州、地方会对烟草制品层层征税。2009年，联邦一级的烟草税从2002年的39美分提高至1.01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调整幅度最大的一次；各州各城市的税率则各有不同。其中纽约市的联邦、州和地方卷烟税合计最高，为每包5.2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35元左右。总的来说，美国烟草税越来越高，烟草制品也越来越贵。

实际上，以烟草税来控烟是已经论证的最有效的方法。一方面，税涨一般会导致烟草价格跟着提升，价格杠杆推动着现有烟草使用者戒烟、防止潜在烟草使用者开始吸烟以及减少继续吸烟者烟草制品的消费量。“提高烟草税对减少弱势群体吸烟尤其有效，比如青少年、孕妇和低收入吸烟者，”李淑珊说，“如果世界烟草税提高3倍，平均烟草制品价格将提高70％，到2050年将挽救至少1.15亿人的生命。”

另一方面，烟草税又是一种高效地增加政府收入的办法。由于吸烟率的下降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它能保证一个可预测的稳定税收；同时，减少烟草的消费量也降低了由于烟草引起的众多疾病，也就节省了由此引发的医疗卫生成本。李淑珊认为，医疗卫生支出的减少，足以弥补烟草制品消费的减少。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6条明确提出：各缔约方承认价格和税收措施是减少各阶层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烟草消费的有效和重要手段。在不损害各缔约方决定和制定其税收政策的主权时，每一缔约方应考虑其有关烟草控制的国家卫生目标，并酌情采取或维持对烟草制品实施税收政策并在适宜时实施价格政策、禁止或限制向国际旅行者销售和/或由其进口免除国内税和关税的烟草制品。该《公约》自2006年在我国正式生效，并将于2011年1月9日在我国全面实施。

而目前我国在烟草税上仍有相当大的调整空间。2009年5月下发的《关于调整烟产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虽然对甲类卷烟和乙类卷烟均有提税，甚至在卷烟批发环节还加了一道5％的从价税。但这些税收被消化在烟草行业内部，并没有体现在最终环节消费上。

据市场反映，烟草税调整后，除个别高档香烟提价，绝大多数烟产品的批发、零售价并未改变。结果是政府税收增加了，消费者对这一变动却毫无知觉--因为“税动价未动”，烟草的销售价格不变，对消费者也就起不到约束作用，最根本的控烟初衷没有达到。因此，一些相关专家均指出“此次烟草税调整虽然缓解了财政压力，但在控制并减少烟草使用方面成效甚微”。

看来，何时能使烟草税的调整“税价联动”，让中国的消费者也像美国的消费者一样熟悉烟草税，才算真正参透了这一控烟最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