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e 独家专访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 我们为何下调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独家专访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 我们为何下调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更新时间：2010-11-24 9:39:21 中国民营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又一次把自己推到了风头浪尖。 11月9日，大公发布美国跟踪评级报告，将其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由AA调降至A+，展望均为负面。不久前大公申请成为美国官方认可的债权评级机构时遭到拒绝。 而让大公第一次成为焦点的事件是，大公7月发布首批50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将美国本外币信用等级评为AA，低于中国的信用等级。此前，“大公”这个名字并不为人所熟悉。 11月18日，大公董事长关建中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关建中指出，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没有展示出经济复苏的前景，其偿债能力并没有提升。而最近的美元贬值行为，表现出美国政府偿债意愿也在下降。这是大公本次调整美国信用级别的主要原因。 关建中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拒绝大公的申请是将评级政治化，是担心中国作为美国的债权国对其投资的产品进行评级。 下调美国评级的理由 《21世纪》：11月9日，大公将美国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调降，展望均为负面。大公这样做的理由和论证逻辑是什么？ 关建中：在7月11日发布国家信用等级报告的时候，我们就给了美国负面的定位。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并没有展示出经济复苏的前景，从国家偿债能力上来说，不可能有提升。这轮美元贬值的行为，更加证明了其国际实际偿债能力进入崩溃的边缘，所以美国政府才采取不得已而为之的货币贬值行为，进行债务输出。作为政府，其偿债意愿也大打折扣。这是我们此次调降其级别的主要原因。 大公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对“违约”的定义考虑到了货币贬值的因素。作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有条件利用货币贬值来使债权人的实际利益受到影响。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对美国此次大规模货币贬值行为做出了反应。 这仅是美国的第一步，我们并不认为这次的6000亿美元超过实际需要的印钞能够解决其债务危机，美国其实已由金融领域的债务危机演变到国家债务危机。国家债务危机不可能因为其印了6000亿美元钞票得到有效解决。其实际债务偿还能力还会继续下降，可能要做若干次增发获利，所以我们对其未来的前景判断也是负面的。 《21世纪》：在大公国际7月公布的国家信用等级报告中，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比美国、英国、日本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评级都要高。这与世界三大评级公司的结果都不同。为什么？ 关建中：主要是因为评级标准不同。我们对美国三家机构的评级标准做了深入研究，发现他们的标准不是按照信用风险形成因素的内在联系来分析一个债务主体的偿债能力，而是按照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美国的国家战略所确定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信用风险。 他们考虑的要素是：第一，用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来衡量每个国家的政治风险，以此作为第一要素对每个国家进行政治排序；第二，按照人均GDP进行经济实力排序；第三，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权。标准普尔明确提出，这是其作为AAA级标准的必备条件；第四，用经济和金融的开放程度来判断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第五，不考虑国家的财政收入状况，而是更多考虑债务收入状况，以能不能借新债还旧债作为评级标准。 大公是按照一个国家有没有实际的财富创造能力来确定其债务偿还能力的。实际的财富创造能力有五个方面：第一，国家的管理能力，不管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如何，看经济发展战略和实际的执行效果；第二，经济实力，按照国家的产业结构、国际市场中的地位、能创造的价值以及未来的增长前景来判断；第三，金融实力，一是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比例关系，二是信用体系和评级体系的关系；第四，财政实力，国家的财政收入状况；第五，外汇实力。 在我们发布的50个国家的评级结果中，有54%是跟三大评级机构完全不一样的。 大公是独立的民营机构 《21世纪》：大公7月的报告以及此次对美国国家信用等级的调低，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对大公独立性的质疑。你如何看待这些质疑？ 关建中：我们7月11日发布报告之后，国外确实有这样的质疑。说我们是不是和中国政府有关系，是不是受政府指使，有没有独立性等等。他们提出两个质疑，第一是为什么在G20多伦多峰会，胡锦涛主席批评国际评级体系的不合理性、提出改革的思想后，大公就马上发布了这个报告；第二是我们发布报告的地点是在新华社。 其实，大公做这件事情花了5年的时间，没有要政府一分钱，我们投资了2000多万人民币，政府也不知道我们在干这个事情。这是大公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只是在实施这个发展战略。 大公的独立性是可靠的。首先，从股权结构上，我们完全是一个民营机构，持股人员都是个人；第二，从大公所追求的目标来看，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家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独立性非常重要，不允许我们有产生利益冲突的行为；第三，在股权结构的安排上，尽管我们现在需要引入战略投资人，但是我们还是会防止利益冲突。比如，被评级的对象就不应该放在评级机构里。另外，大公评级机构的管理层就不应该参与股票或债权市场的投资。在我们还是向发行人收费的模式下，市场开发人员不允许参与评级，评级人员也不允许参与市场。 与SEC的恩怨 《21世纪》：今年9月，SEC拒绝大公注册为“国家认可统计评级机构”的申请，大公的声明中也指出，大公对SEC的决定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大公短期内有这样的考虑吗？ 关建中：我们保留这样的权利，但是我们并没有行动。因为这实际是美国政府把评级政治化，具体表现是提出“跨境监管”。大家都明白国际监管是国与国之间的监管合作，而不能是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到另外一个国家履行监管主权。他们拿这说事，很荒唐。 按照美国的司法体系，我们和SEC进行法律诉讼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什么结果也是疑问。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对话所应该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是保留这个权利，至于什么时候采取行动，要到我们有需要时再考虑。 《21世纪》：在9月29日，SEC新闻发言人约翰・海涅在接受本报独家采访时做出回应，SEC在审查NRSRO申请时，不会区别对待外国申请者与本国申请者，不存在歧视问题。你对此如何评价？ 关建中：他说的不符合事实。据我们了解，SEC在批准日本的两家评级机构时，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作为美国的债权国，我们有责任、有权利对其投资的产品进行评级，揭示风险。美国非常担心这一点，所以不希望我们进入美国市场。 《21世纪》：日本也是美国的债权国，他们的两家公司在SEC注册时，难道美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关建中：这里边有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标准问题，美国始终认为日美是一家人，中国是其竞争对手。 挑战者的机会 《21世纪》：你刚才举出了三大机构评级标准的先天不足，难道没有其他国家来挑战他们的评级体系？例如日本也经历过经济崛起的一个过程。 关建中：美国三家机构长期的垄断地位已控制了人们对这个领域权威公正的看法。人们对这个行业不了解，就会认为他们最好、最可靠。长期以来，谁都不敢挑战美国的评级机构，在评级领域也没有创新。 日本也是美国主要债权国之一，但没有产生像大公这样的挑战者，原因与其国家的历史文化、认识世界的方法这些综合因素有关。 《21世纪》：您如何看待目前国际评级行业的竞争格局和未来走势？大公的机会在哪里？想怎样抓住这些机会？ 关建中：金融危机后，大家对美国三家评级机构的信任度极大降低。这次，美国政府采取货币贬值行为对债权人的实际利益进行侵害，这样的重大违约事件，美国三家评级机构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整个世界有一种期待，期待有能够向世界提供公正评级信息的机构来替代美国的机构。 我们要建立一套适合信用经济发展本质要求的新的国际评级体系模式，是超主权国家的，不代表哪一个国家的利益。不过，新体系的建立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大公与穆迪合作了三年以后发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决定独立发展。金融危机又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历史机遇，这是大公发展的契机所在。我们要做一个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要坚定不移的坚持为全球“投资人服务”的理念。 关键是要使用我们的评级结果 《21世纪》：大公国际今后打算如何加强在评级结果方面的影响力？ 关建中：大公的评级结果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这远远不够，关键是要使用我们的评级结果。 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率先使用，把大公的研究能力转化为推动现代债权债务关系健康发展的一种推力。其次，应明确评级机构在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民族评级机构的地位。 另外，在评级体系的模式上，希望国家可以指定两家机构特许经营，来进行双评级，规定好价格，两家公司的竞争仅仅是技术竞争，而不是级别和价格的竞争。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做出规划和拿出切实的措施，真正站在国家利益上设计和完成。作为企业来说，我们力量是很单薄的。 《21世纪》：美国财政部本月16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中国9月份增持了151亿美元美国国债。这是中国连续三个月增持美国国债。看上去让中国政府认可大公的评级结果可能需要一些时日？ 关建中：一方面，这证明大公评级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购买国债是决策者的事情，不是大公的事情。 声明：本频道资讯内容系转引自合作媒体及合作机构，不代表自身观点与立场，建议投资者对此资讯谨慎判断，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