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an 第八章 “贫民窟”
两个小女孩穿着小洋装和黑色漆皮皮鞋，头发上系着缎带，面容泛着红晕，两人紧紧彼此依偎，站在游乐场的秋千座位上，高高荡起的秋千背后衬着深靛蓝色的天空。这就是第29期《亚美利加》的封面，它可能是在1949年夏天于苏联发行的，传递关于美国的一些欢快讯息。这一期的焦点文章是《美国建筑的新视野》（“New Horizons in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U.S.A.”），作者是简·雅各布斯，并且搭配美国楼房及建筑物的大量图片。这些建筑位于广阔的美国旷野之中，展现出美国的蓬勃以及活力：舒适的隔板房屋；西南部一座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村庄；水坝、谷仓，还有输电塔；19世纪末所建的芝加哥学派建筑(1)。当然，还有美国非凡的传奇建筑英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以及“流水别墅”（Fallingwater）和其他出自他之手的建筑伟业，其中一张照片是他和古根海姆美术馆早期模型的合影，摄于这座代表性的螺旋状建筑物在纽约第五大道耸立之前的几年。《亚美利加》的下一期刊登了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展现一所现代的学校、一间现代的医院病房、开阔的远景和一望无际的景观，以及一间郊区上层中产阶级的客厅——里面是壁炉、沙发、大片玻璃窗，邀请读者走过它的玻璃拉门，然后手上捧着鸡尾酒，安坐在战后美国的新环境之中。
然而，苏联建筑学院的准院士库撒科夫同志对此并不苟同。他于《消息报》发表的文章里，将简在文中赞赏的一栋建筑形容成“一个丑陋的平坦钢铁盒子，死气沉沉且郁郁寡欢”，将赖特的学校和实验性社区塔里耶森（Taliesin）描绘成“史前洞穴居处和现代小屋的巨大丑陋变体”。1但激起他有理的共产主义式愤慨的不是建筑，而是简几乎没有触及的建筑环境的一部分——也就是美国的居住条件，而与此相关的事实“彻底暴露出《亚美利加》杂志编辑群在说谎”。
他抨击，在美国城市里，有600万间公寓和房屋是贫民窟。光是在纽约，就有50万人住在贫民窟。“贫穷区”占据了芝加哥逾12平方英里的地区。在乡下，有50万人住在拖车里。那就是举世可见“美国城市正在经历的愈加严重的住房危机”。美国资本主义“使大部分人口沦落到散发恶臭的化粪池，在没有空气、阳光及树木或者矮树丛的贫民窟里卑微地生存和死亡。美国城市贫民窟惊人且持续攀升的死亡率，是对‘美式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源自的不宜人‘文化’的悲惨评价”。
美国从前确实有过住房危机；尽管那篇《消息报》文章有着夸大言论，不过它在这方面的叙述大都属实。美国几近二十年的萧条和战争，不幸地导致许多住宅年久失修；据说整个国家的住房之中，有三分之一缺乏完善的配管系统。战争期间，造船厂和战事工厂的工人能找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任何地方）就心满意足了；没有人在进行建设或者重建。一位评论家把战后的贫民窟描绘成“19世纪90年代（以及20世纪早期）建筑潮的遗绪”，这些破旧的地产自此持续凋零。在1949年，美国报纸正报道一项新的联邦法案，筹备建设公共住宅并且消除贫民窟；库撒科夫的一些统计数据就是来自围绕这项法案的论辩。
尚不论当时苏联人的情形可能比美国更糟。一如大使馆文化事务主任拉尔夫·科林斯（Ralph Collins）在评论《消息报》上的抨击时指出的，此时莫斯科大部分住宅也都破败老旧且拥挤，在美国人眼中也是“贫民窟”。他写道：“显然地，‘贫民窟’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意思，对苏联人则有另一种指涉。”2可贫民窟不就是贫民窟吗？一排无望、阴暗、肮脏、摇摇欲坠、不宜人居的凌乱住宅，那还不够明白吗？嗯，或许真的不够。驻莫斯科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戈登·诺克斯（Gordon Knox）先生几天后将《消息报》的抨击文章和科林斯分析的翻译转传给在纽约的玛丽安·桑德斯，他提议不妨将苏联对简文章的反应视为对《亚美利加》的“恭维”3——毕竟他们注意到了这些文章，而且库撒科夫要求美国回应。他嘱咐桑德斯：“让我们看看，是否能厘清贫民窟的定义。”
代表桑德斯的一位《亚美利加》员工几天之后写信给诺克斯：“《消息报》对于我们建筑文章的批评确实让我们打寒颤，4简特别因为被贴上‘说谎的资本主义作家’的标签而沮丧。我则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他请诺克斯放心，说他们不久之后将推出“住宅专题”，尝试处理诺克斯提过的那几点。诺克斯曾经提议访问纽约市房屋局的干部，并在文中说明：
按照空间的立方米数、配管设施，哪些住所符合最低标准或不符合标准。像是火灾的风险以及倒塌的危险等因素则可以简单地带过……一个房间可以睡几个人、多少人可以共用一间厕所等等的相关规定为何。如此一来，我猜苏联读者会觉得（美国）不符合规定的住宅犹如“豪华客轮”。5
2月初的时候，《亚美利加》已经备好可以传给在莫斯科大使馆的一篇草稿。“简·雅各布斯写的贫民窟的文章是一篇无畏、仔细，且对我来说相当成功的”文章，6诺克斯在给约翰·雅各布斯的信中写道，后者显然是玛丽安·桑德斯的代表人。“它是一记‘重击’，且有独到的论点，我恭喜简。”他接着提出了两页意料之中的建议。例如，简写到有的住宅或许能符合最低的标准，但是“因为不美观或令人沮丧，也算是贫民窟”，这造成了混淆，她无法接受这个说法，并表示位于加州圣西米恩宏伟的赫氏古堡(2)可能并不美观，而且人要是住在那里可能真的会因此意志消沉，“但它并不是贫民窟”。
3月，莫斯科和纽约之间更多信息往返之后，诺克斯收到了修改过的文章，在他回复如今重返纽约工作岗位的桑德斯的信中，说那篇文章“如今是可以接受的了”。文章的翻译也很妥适。他解释道，他们早先担忧“这篇文章可能在每一页上都用到‘隔离区’（trushchoby）这个俄文词，这是苏联媒体在描绘可怕的美国贫民窟时反复运用的字眼”。7他继续写道，虽然翻译者并没有特别接到相关的指令，但是这个“骇人”的词只出现了一次。从冷战的角度来看，这值得庆幸。
简的作品洋洋洒洒地刊载于1950年8月号的《亚美利加》，占了十页，标题是《破败城市区域的重建规划》（“Planned Rebuilding of Run-Down Urban Areas”）：“工作日告一段落。大大小小城市里的民众从办公室、工厂及商店的门鱼贯而出，然后塞满载他们返家的公交车、电车和地铁。白天停满了私家车的停车场此刻空下来，交通高峰时段开始了……每个人都在返家途中。”8但是，是返回哪一种家呢？97%的美国人家里有电，95%的家庭单独安居在房屋或公寓里，平均每户有五间房，不包含浴室。然而，简坦承，“平均”数字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许多人的情况低于平均”。共有五分之一的美国房屋需要重整，并且缺乏浴室或完善的通风设施，或者未能符合最低标准。她的文章即是书写关于这些情况，以及针对它们所采取的措施。库撒科夫同志曾经点出美国的居住问题，那么简现在要说明美国正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那是一篇严肃而基于事实的作品，单调且修辞平淡，对于《生活》（Life）、《时代》（Time）或是《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大部分美国读者来说，它承载的实质内容可能超过他们的接受度；它有充分的事实及数据、个案研究，且一直上溯到1949年住宅法案的历史。美国的一个“落后区域”或者“破败街坊”如何沦落到这般境地？一些这样的地区是单纯地随着时间流逝而趋于老旧；矛盾的是，其他区域的衰退却必须归咎于过度繁荣，以及扩张中的工业区或购物区的入侵。适当的居住标准究竟是什么？在美国，这些标准在各地不同。例如，巴尔的摩市规定窗户面积要达到不少于楼面积的10%，而且一间卧室要占据至少11立方米，就连最小的公寓都必须具备至少一个水槽的配管系统。
简向她的读者介绍丹麦裔社会运动分子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他著有《另一半人怎样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并在19世纪晚期探索了纽约的贫民窟，发起反对不卫生住宅的运动。根据简的述写，里斯进驻到声名狼藉、以桑树弯（Mulberry Bend）之名为人所知的“五点区”(3)的人行道，该区附近有“土匪窝”（Bandit's Roost）和“拾荒巷”（Ragpickers Row）等后巷。里斯声明：“桑树弯必须消失”——而透过他的影响力和名声，它的确消失了，变成一座公园。
简的长篇文章如所预料的那样，以灵光乍现的语调作结。“今日美国城市居民看到的那些备受忽视、破损不堪的房屋已经开始消失，”尽管如此，她还是承认，“它们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失去踪影。”她如此下结论。但是充斥着一波波移民或其他穷困新驻居民的老街坊，其阴森、众所周知的历史已不复存在，例如：“一度备受忽视、今日已经重建的芝加哥街区不会再被清空、重新整顿恢复成往昔的样貌。这些街区会消亡……它们已经不存在了。”
这篇文章的插图以和文字本身同等重要程度地传达出宗旨：未来主义式的公寓群集、被夷平的贫民窟、新的美国城市景观。文章的扉页是一幅满版照片，呈现一群壮硕的工人正拆除一栋“陈旧楼房”，一座傲人的崭新摩天大楼钢骨在它的上方和后方拔地而起。在呈现巴尔的摩昔日和未来的对照图中，读者看到一个渐趋凋零的中庭，里面是凌乱弃置的橡胶制品，高低不平的木造围篱散乱解体，取代这一切的是一座清扫干净的球场，老旧楼房的背面则刚刚经过粉刷。
在简对贫民窟问题的全面论说、对问题根源的说明，以及对弥补措施的审视之中，有着她自己后来会质疑或贬低的一般常见计策和见地。例如，城市衰退的一个根本原因是被弃置在购物及工业区块之间的住宅建筑；将它们加以区隔的分区法规制定得太晚，未能预防这种格格不入的混合——她后来会歌颂这种混合。例如借由更好的基地配置和建筑实务，人们已经“可以只运用一个基地规划面积的10%至15%来建造现有的建物”，其余的面积则用于运动设施以及开放空间——她后来将主张，像那样的比例代表了对传统城市的否定。而且，她此时指出，最好的方法是将破败的街坊消除殆尽，让它们彻底消失在这世上。简这篇关于清除贫民窟的文章写得很扎实、辨析彻底，而且完全切中时局。
我们是否能厘清贫民窟的定义？诺克斯提出的这个问题，简在一年之后试图回应了。但是对简而言，这个表面上狭隘的问题实际上超出它的原始范畴，变成了让人反刍的庞大题材，扩展成为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到底真正的“美好生活”是什么？经过二十年经济萧条和战争的种种限制之后，简就像美国许多其他中产阶级人士，现在享受着能够重新安顿的余裕，并且可以考虑新的生活选择和机会。她的选择将异于她的朋友、家族成员中的许多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美国人。
简和她的兄弟姊妹正在安身立命、生儿育女，9他们的小孩是婴儿潮的第一代。最年轻的弟弟吉姆是他们之中最早成婚的，他和太太凯在不久之后，于1946年生下女儿简。贝蒂是工会的调停人兼学者，冰雪聪明、优雅大方且衣着出众；她和朱尔斯·曼森（Jules Manson）处于分分合合的关系，两人终于在1947年初结婚，并在那一年生下女儿卡罗尔（Carol）。约翰和比利叔叔一起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工作。他们的母亲贝丝如今年近七十，已经卖掉位于斯克兰顿的房子，南迁到弗雷德里克斯堡，住在当地桑肯路（Sunken Road）上的一间舒适屋子里，并且将房间分租给附近玛丽华盛顿大学（Mary Washington College）的学生。简和鲍勃的第一个儿子詹姆斯·凯兹·雅各布斯（James Kedzie Jacobs）——昵称吉姆，在1948年诞生，当时简和鲍勃已经从华盛顿广场搬到哈德逊街（Hudson Street）上一间原先是糖果店的破旧房子里几个月了；哈德逊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宽阔街道，和哈德逊河岸相距几个街区并且与河流平行。
乍看之下，我们可能会觉得简、鲍勃和他们年幼的儿子搬进了一个贫民窟。他们家是一间三层楼的房子，10据说是由一位船长在1849年为女儿建造的，位于西村最为不堪的区位之一，邻近的街道从充满破败仓房和轻工业的哈德逊码头往内陆延伸，行经的卡车发出嘈杂的喧嚣，当地还住满了粗野的水手和码头工人。房子的上面两层从前是公寓，雅各布斯一家人试图让位于一楼的糖果店复生，于是选择住在楼上；这间糖果店当时在门口挂着醒目的加拿大姜汁汽水和菲利斯雪茄的招牌、生锈的金属板配件，毛玻璃上则有一个弹孔——这是雅各布斯一家到来之前某次帮派互斗留下的。房子后面让人以为是后院的地方，实际上是座垃圾场。附近到处都是老鼠，“很大的老鼠”。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末期，屋子里总是有简的孩子们和时而造访的亲戚，房子的供暖系统也没改善，主要的暖气来自客厅的壁炉，而即便它在黎明之际经常堆满木柴，整栋屋子依旧寒气弥漫；一位访客记得当时需要七条毯子才能保暖。这间屋子通风良好，以至于即使屋内的人坐在离窗户一段距离的地方动都不动，外头的人们偶尔还是可窥见屋内有一页杂志在气流中翻飞。当然了，屋子里没有冷气，在纽约的炎炎夏日，他们用刚洗好的湿衣服保持屋内凉爽。他们为这间屋子投入了所有的金钱、精力及时间。他们重建了地基，并且架设了新的工业级窗户。房屋面向街道的那一面是如此残破，以至于他们必须拆除局部重新整修。虽然鲍勃的父亲资助了一些钱来修缮，但他们还是亲自进行了大部分的施工。儿子吉姆估计，简和鲍勃当年以7 000美金买下了这间房子；在1947年，这笔钱并不算多。
2009年，这间房屋的售价是350万美金。
在1950年6月，时值那篇贫民窟文章在《亚美利加》刊出之前几个月，简的弟弟约翰和太太皮特生下了他们的独子戴克（Decker）。五天之后，简生下次子爱德华·戴克（Edward Decker），人们通常叫他奈德。简请了六个星期的育婴假，然后在8月初返回《亚美利加》工作。
1952年3月，简再度接到忠诚调查委员会的联系。
自从简遭受评判至今，已经过了两年半，尽管存在着对她“不利情报”的遗绪，她仍被视为具有足够的忠诚度而得以继续保有她的工作。但是经过整个20世纪40年代末和进入50年代之后，“恐红热潮”（Red Fever）甚嚣尘上：苏联产制出第一颗原子弹，苏联间谍活动被揭发，对阿尔杰·希斯(4)的控诉，“南瓜文件”（Pumpkin Papers）事件(5)以及尼克松的得势，好莱坞黑名单(6)，朝鲜战争，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Senat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以及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调查。当然，还有1950年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州惠灵（Wheeling）的“共和党妇女倶乐部”（Republican Women's Club）里，火力全开的麦卡锡主义的公然抨击，来自威斯康星的狂热新晋参议员麦卡锡制作了一份报告，宣称其中列出了为国务院工作的人员之中已知是共产分子的人：“在我手中有一份列出205个人的名单——这份名单向国务卿揭发哪些人是共产党成员，却仍然在国务院工作并且制定政策。”针对真正的敌人、真正的危险、真正的叛国者的正当顾虑超出了合理范围，兴起了新一波“红色恐惧”，美国社会充斥着怀疑、相互指控以及不信任。
1951年4月，在坚定而强硬的支持者施压之下，杜鲁门总统签署了一份新的行政命令，将开除公务员的门槛降低到只要个人的忠诚度遭受“合理的怀疑”，即可予以解雇。在最早标准下判定为清白的9 000多名政府员工之中，有2 500多人的案子被重审，简也在其中。9月，国务院的忠诚调查委员会主席斯诺（Conrad E. Snow）要求联邦调查局调查简的案子；11他现在想知道她的选民登记、工会会员身份，还有她到底在什么时候改变了对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来自联邦调查局巴尔的摩办公室的报告引述了一个线民的说法，该线民说她觉察到“关系人及她的团体某种程度的不道德和不忠诚”，但是“无法确切地加以说明”，她“没有具体证据表示关系人是不忠诚的”。12尽管如此，斯诺仍然在1952年3月14日写信给简，要求她回答更多问题。
这一次，简带着合理的愤怒起而答辩。她在1949年的回应只限于三页单倍行距的打字文件；这一次，她则在大约一个星期之内就起草了8 000字的书信，13内容就像你所知的某种特定类型爱国情操的精彩宣言。
“随信附上经过公证、回应您质询的答复。”她在3月25日写给斯诺的信中说道。她解释，自己的答复将极为冗长，而且她不会将之尝试删减成指定的有限篇幅。此外，由于她“很热爱编注以及序言之类的东西”，于是她让自己自由地“在我的答复前面附上一篇前言”。——一篇前言！她甚至还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何必须如此：她断定自己“很可能被怀疑暗中支持共产党，或者接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如果要让斯诺或者其他质疑她的倾向的人理解她的答复，则她必须清楚交代关于她个人、她的生活、她的家庭，以及她最深刻抱持的价值观的背景。
“虽然我们此时全都应该习惯了，”她在给审问者的信中写道，“但是了解到美国人竟然会被公然质问关于他们的工会会籍、政治信念、阅读的东西等等，这仍然使我大感惊异。我并不苟同这种做法，犹且更不苟同由此而引发的恐惧。”尽管如此，她明白这对某些政府雇员来说或许仍是不可避免的。“在回答所附的问题时，我并非一心想和您争论，或者侥幸尝试闪躲，而是想让您了解我的感受。”于是她开始说明：
“首先，我成长过程中所受的教导使我相信，温顺地依循时下的主流意见不是美德。家人为我培养这样的信念：单纯的顺从会导致社会停滞，而美国的进步向来大大地仰赖尝试的机会、主动的空间，以及热情和别出心裁的自由。”
她接着谈论双亲家族中一些思想自由的先人。就像在弗吉尼亚州那边的一些家族前辈在内战前夕反对脱离联邦或是奴役，并在当时以忠诚的民主党为主的南方成为共和党成员。“有位相信女权和女性智慧的远房亲戚，她是贵格会教徒，她成立自己的小型印刷厂，出版自己的作品，而且没有使用男性的笔名”，简为她备感骄傲。她宣告，对她而言，在美国传统中人们可以自由地与众所公认的观点有分歧，这并非陈腔滥调，而是真实的经历、神圣的价值。
她说，对于这项美国传统的维系存在着两大威胁。一项威胁是苏联的势力，另一项威胁则是“当今对于激进的想法和提出这些想法的人的恐惧”。关于第一项，她觉得自己在为国务院服务时已经鞠躬尽瘁。“至于第二项威胁则是来自麦卡锡，或者麦卡锡代表的那种心态。我无法就此采取什么实际行动，除了踩稳立场、坚称自己的权利。”当然了，那恰恰是她当时正在做的。
她表示，她相信共产党员具有在美国谈论和发表思想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暗中监视或者妨害他人；如此作为之人应该被绳之以法。
至于她自己，她有权利批评政府或国会；但是她永远不会援助另一个国家，或违反美国利益，或为了苏联利益而行动。
总的来说，她觉得自己的观点和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的看法最为一致，他是美国最高法庭历任大法官之中，最坚定支持公民自由意志的。
“这是我的立场。”简作出总结，或者至少是她前言的总结；她尚未回答斯诺的问题。她写道，她明白自己的看法也许只代表少数人的立场。“但是身为少数分子这项事实并不使我困扰……我觉得自己能依循的唯一指南并不是在某个特定时刻争夺名声的获胜者其摇摆不定的宣告，而是我自己对伴随我成长的美国传统的理解。”
接着，36岁的简·雅各布斯终于将笔锋转向斯诺的九个问题。以下是第一个问题全文：
一、为提供资料给委员会，请完整详述您在美国公务员联合工会（United Public Workers of America，UPWA）的会员身份和活动，包括（1）会员的期限以及目前的会籍状态；（2）您的关注和活动以及职位——如果有的话——的性质以及范围；（3）对于下列事项的意见：由美国公务员联合工会于1946年在新泽西大西洋城大会采行的“外交政策决议”，以及据称是工会领导者采取的其他显现出追随共产阵线的立场，像是反对美国控制原子能的计划、反对“马歇尔计划”、在1948年支持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和进步党、反对《大西洋公约》、支持由共产党主导的世界工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等等，以及（4）对美国公务员联合工会在1950年被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逐出的看法。
她也被问及是否曾经涉入美国工党，这是关于送到她公寓的《每日工人报》这份在美国发行的共产主义报纸；她是否曾经订阅或收到《美国论苏联》（American Review on the Soviet Union）；她是否和两个显然具有可疑政治倾向的特定人士熟识，以及关于她是否曾经和共产党以各种形式建立任何关系——尤其是那个典型问题，那个带着令人永难忘怀的抑扬音调、后来将标志那个年代的问题：“您现在或者从前是否是”共产党或其阵线团体的一员，或者附属于，“或者赞同、支持”这样的团体？
她答道，她现在不是、从前也不是，也不曾支持什么意识形态。她也不曾——以忠诚委员会的问法——为其活动“投入时间、才能或者金钱”。她认为，美国共产党若是从事间谍或破坏活动，那么就是危险而且必须加以遏阻的；但是它如果仅仅提供政治宣传，那么就不构成危险。至于苏联共产党，她则视之为“政治的产物。我不认同这样的体系，因为我畏惧这样的概念——他们以将人民形塑成‘某种（特定的）人’、也就是‘苏联人’为使命；实行并且赞扬某种‘从上管制并从下支持’的观念；控制艺术家、音乐家、建筑师以及科学家的创造；管制阅读的东西，试图控制思想”。
简在表述这一切时毫不含糊，论述清晰又慷慨激昂。然而关于那个冗长而详细的第一个问题——她对美国公务员联合工会的涉入，一个有共鸣的读者会看到简在纸页上将她的社会倾向之细微、转折的历程娓娓道来，并且清楚感受到她的个人冲突。她曾经在1943年秋末，时值她刚刚开始在战时情报局工作的时候加入这个工会，它当时的名称是“联邦工会”（Federal Workers Union）。她缴交会费，还曾出席这个工会的战时情报局支会的会议。她也为他们写过几篇例行的文章，为了募款而卖奖券。她相信工会组织和集体协议，并觉得这个工会在处理申诉上卓然有成。这至少是她直到大约1947年时的想法。然而，她在国务院新工作岗位上任职不久之后，“我就意识到这个工会当时怀有高度的政治企图”，断定它似乎过度批评美国。
该怎么办？她并不喜欢这个工会的政治倾向，而且不认同它本身大部分的政治路线，但是仍然强烈地觉得“工会的存在是一件好事”；她还觉得这个工会确实有心发挥“有效而正当的作用”，于是她仍然留在其中。随着民众和国会对工会的攻击愈加激烈，她留下来的信念却愈加笃定。“人们影射继续参与工会是危险的，这令我愤慨。”她一直待到1951年秋天，这时“我对它极为不满。我一直为此在内心天人交战，而后来他们的实际情况超过了我对一个理论上的工会抱持的看法，我和工会的具体分歧于是愈加严重”。
她的回复中还有更多类似的表述，对于一项困难议题的更多审慎权衡、对更痛苦的个人冲突的袒露和表达，一页接着一页，同时关系到工会以及美国工党；她登记成为工党党员，一直待到1949年。她承认自己早先就了解到工党具有“某种强烈的共产主义因子，一如当时几乎所有的自由派组织”——尽管如此，她强调，她“当然而且明确地不视其为等同于共产党”。她某种程度上受到工党的吸引。她写道，这是由于她对一般而言的第三方的好感，这可上溯到她外公在19世纪参与了绿背劳工党的历史。“第三方具有一项可贵的功能，能促进公众舆论并提出、推广新的想法。绿背劳工党是一个活跃激进的第三方，而我觉得第三方按道理说就应该如此。”
时局艰难。政府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像简这样的人如果希望保住工作，就必须依循规定回复。关于斯诺质询中的特定人物与事件——美国公务员联合工会、他们在大西洋城的集会、亨利·华莱士、进步党、世界工会联合会，这些在现今绝大多数都已经被遗忘了。它们是历史上某个特定时刻的产物，只有麦卡锡参议员及他的主义如今仍然存在于主流的美国意识之中。
简提交了她的答复，没有接到任何回音。她为这番沉默纳闷许久，并询问律师弟弟约翰对此的看法。约翰当时即将展开辉煌的法律事业。他说：“噢，联邦政府的官僚只是不知道如何应付你。”1998年，他读过简的“前言”后改变了想法。不，他揣测，忠诚委员会的检阅人当时必定被她想法的充沛力量和情感说服了；简“使检阅人无言以对，只能赞同”。14
情况或许真是如此，但是当简向《亚美利加》提出辞呈时，政府当时可能下的任何评断都失去了意义。
《亚美利加》撑了那么久，可说蔚为奇迹。随着冷战愈打愈烈，据说苏联人极尽所能地阻挠这份刊物的流通，操控发行数量，借以声称他们的公民就是兴趣缺缺，每个月退回25 000本滞销的杂志。“我认为可以颇为肯定地推论：《亚美利加》不久后将被迫停刊。”大使馆一等秘书戈登·诺克斯在1950年春天写信给玛丽安·桑德斯时这么说。15的确，即便仅有少数苏联公民能够取得，但《亚美利加》曾经在苏联发行是件好事；他很明白这一点，但是“我的建议是我们尽早撤出”。英国人也曾这么做过——他们的刊物《不列颠同盟》（British Ally）当时也同样遭到严重挫败；“如此一来，我们仍然保有坚强的前线，并能借此诏告世人：自由世界的出版品无法见容于苏联……冷战业已愈打愈冷，而《亚美利加》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受害者之一。”
这本杂志并未立刻停刊。一直到1952年初，它仍然用来作为深刻思索它的使命（“向苏联人展现美国文明的精华”）的素材。16它唤起足以“光大”美国的文章主题，甚至善加运用最可能吸引苏联读者的色调：明亮的蓝天“使苏联灰扑扑景象中的居民目眩神迷”。然而诺克斯是对的，这本杂志在1952年休止，并将其营运所遗留的资产迁移至华盛顿特区，之后在1956年，于当地以新名称东山再起。
当然了，对于和纽约密不可分、有两个小孩、忙于翻修哈德逊街房子的简而言，她并不打算搬到华盛顿。于是，她在1952年5月2日正式离开《亚美利加》。当时，她属于GS-13的等级，这是美国公务体系中颇高的位阶，年收入为8 360美金，约相当于今天的9万或10万美金。时任忠诚调查委员会主席的宾汉（Hiram Bingham）在1952年6月20日写给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在关于简案子的信中单纯勾选了“在忠诚度评估完成之前辞去或离开联邦政府公职”。17
简后来写道，当她离开《亚美利加》并寻找下一份工作时，有两间杂志社引起了她的兴趣。18一家是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发行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杂志，它的创刊上溯到1900年，题材取自整个自然界，但它位于华盛顿特区，于是简并未纳入考虑。另一个选项是《建筑论坛》（Architectural Forum，下称《论坛》），这本由时代—生活（Time-Life）集团发行的刊物积极争取美国建筑师的瞩目，每个月出版物厚达二百五十页，满载关于即将建造的新建物的报道、关于建筑状况的评论，长篇大论之外搭配了更多照片和图画，以及（必然的）不锈钢和石造工程、铝制帷幕墙和折叠门的广告页面。《亚美利加》曾经使用《论坛》的一些插图作为文章配图；简本身可能曾经向《论坛》的编辑借调图片。鲍勃是这本杂志的读者，而简十分欣赏这本刊物。她很适合这份刊物，毕竟她在《亚美利加》所发表几篇关于建筑和住宅的富于雄心的文章使她的资历更为扎实了，且《论坛》的工作薪水可能更高。她先在这间杂志社展开了一段试用期，9月，她在《论坛》的版权页上名列“协同编辑”，成为十几位专任撰稿人之一。从一开始，她就对新雇主有好印象。不久前，两位编辑从《论坛》离职，其中一位负责的报道线是医院和学校，另外一位负责的是私人住宅。“他们询问我会对哪个区块比较感兴趣，而不是自行把我安插在某条线上。我说医院和学校，他们就答应了。”19双方从一开始就彼此尊重。
简现在必须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她后来回想在《论坛》工作的初期，谈到鲍勃如何在晚上孩子们就寝后教她看图纸。20这听起来颇为惬意而简单，但实际上很可能并非如此。依照固定大小尺寸摆放的建筑图充满大量的符号、交叉排线、尺寸标示及虚线，它们是建筑实务的共通语言。透过它们呈现出个别建筑物或者整个建案的构想——意思就是加以销售，然后说明它们的详细建造指示。这些图纸包含从容易解读的平面图到精细的窗户开口设计、地板和墙壁之间的复杂接合；基地配置图、立面图以及横截面图；等角投影图以及两点透视图——延伸到远处的线条在某个点交集。每一项都具有专门的目的及本身的常规，通常必须经过几年的建筑教育和实务经验，才能驾轻就熟。如果你为《论坛》撰文介绍一座新建筑，这并不代表建筑已经落成、你已经从头到脚参观完了，这代表它尚未落成，而你看过它的设计图，然后必须据此加以想象。“起初我饱受挫折，”简后来写道，“我必须理解好几卷难以消化的施工图和规划图。我先生拯救了我，而且是每天晚上、持续了几个月。”几个月来，“他教我如何解读图纸、看出特殊的地方”。她如此培养出崭新的眼光。
简为《论坛》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在秘鲁利马的妇产科暨综合医院，在1952年6月刊出，当时她才离开《亚美利加》没多久，尚未被《论坛》雇用；这是她的试写之作。虽然简声称“它有种满植物的前庭院以及许多露台，悠闲宜人”，21但是她从未亲眼目睹，也从未游历过利马，而是以与建筑师的访谈及规划图、建筑图和模型作为描述的基础。不过这些已经足以让她写出这样的描述：穿梭在这个建筑群“就像玩填字游戏一般难易适中且乐趣盎然”；在秘鲁，婴儿的诞生被视为“令人兴奋、生机盎然的事，和疾病毫无关联，不应该和病人的照护混为一谈”。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她写了一系列关于自己负责的医院线或是其他主题的文章。其中一篇长文是关于医院建筑师伊萨多·罗森菲尔德（Isadore Rosenfield），此外，在1953年3月，她刊出了一篇关于购物中心的作品：关于装设空调、为吸引顾客而设计的主力店，还有城市的商业区可以从购物中心的规划中学到什么——充满了蓬勃的活力和热忱。该年她写了篇关于当时一种新现象——“自助”的文章，这种现象不只在超市，也出现在服饰、香氛或者建材的卖场，文章还提到这些商店必须如何重新设计以配置新的设备、架子和层架系统。当时还被称为“自行挑选”（Self-selection）的“自助”，“为快节奏的顾客加快速度，并且由此提高营业额。22它让漫不经心游荡的人得以快乐地闲逛，让销售员有余裕专心服务购买电动工具或是婴儿车的顾客，而不是买25美分螺丝起子和大批尿布的购物者”。
简起初负责医院这个主题，但它最后变成她先生以建筑专长专攻的领域。据说，简的先生透过她的文章了解到“医院涉及的设计问题是如此奥妙而复杂，一位建筑师可能乐于将整个职业生涯都投注其中”，23而他后来也这么做了。1953年的时候，他和约瑟夫·诺菲德（Joseph Neufeld）携手设计了位于耶路撒冷的哈达萨希伯来大学医院（Hadassah-Hebrew University Hospital），那是他漫长专业生涯之中所设计的20余间医院的第一间。
简规划《论坛》的文章并探查主题、推荐哪些建筑物和哪些建筑师适合作为编辑内容，而她似乎从一开始就受到器重。1953年8月25日，她加入《论坛》之后不到一年，资深编辑道格拉斯·哈斯克尔（Douglas Haskell）向自己的上司——发行人佩里·普伦蒂斯（Perry Prentice）提出他为这本杂志构思的一项重大企划。在英属哥伦比亚的遥远地区，铝制造商美国铝业公司（Alcoa）的加拿大分支正在开创一个新社区，当中除了设有制造厂，还将容纳4万居民。它的名称将是“基蒂马特”（Kitimat）。这是规模极为巨大的一项大胆计划，而且值得在《论坛》上以相称的分量来呈现：“不管置身在这儿的何处，你都会感觉到这是一座经过彻底深思熟虑建造的城镇。”24哈斯克尔写道，这或许值得在这本杂志上用五十页篇幅来报道。参与这项建案的一位建筑师本身有意愿亲自撰写报道，但是在哈斯克尔眼中，这个主题有许多相互交织的面向——建筑的、地理的、经济的、人的，构成了高度挑战，而他在环顾自己员工之后，向普伦蒂斯写道：“简·雅各布斯似乎是唯一一个我们能够交派这项任务的人选。只有她足以在报道中注入人性，同时深刻地探入细节。”
但事情并未如此进展；这篇文章后来被缩减成二十页，大约在一年之后刊出，而且并非由简执笔。不过，简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如此彻底赢得哈斯克尔的信任，仍然令人印象深刻。或许简也倚仗着这一点，变得愈加恣意表达她对自己评论的许多建筑和建案的意见，而且往往言辞激烈。关于一间采装配式建筑的学校，她在1955年写给哈斯克尔说：“我打从心底不喜欢这间学校的外观和整体调性。它看起来小家子气，毫无趣味也缺乏高远的抱负，在采用便利设施上的琐碎尝试，给人难受而悲惨的感觉。”25关于位于纽约扬克斯（Yonkers）的一间购物中心，她向哈斯克尔写说那是“购物中心规划的一个糟透了的例子”，26并接着用三页密密麻麻的单倍行距文字来说明原因：两间百货公司的距离太远；整体的设计仅仅凸显出它令人难以消受的长度。“一连串单调的三角形植被带（以及难看的沥青铺路），毫无变化、枯燥乏味。”这个购物中心的绝佳位置以及周围的大量人口使它商业上很成功，但它的设计对此则一点也没帮上忙。
简总是道出事实、据实以告。回顾她过去任职于《亚美利加》的时候，工作考核几乎总是优等。尽管她的个性有待收敛，尽管她很需要表达意见且也很执意如此，但仍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她的表现可圈可点。
但是，对简·雅各布斯来说，这么普通的评语是否稍嫌平淡呢？
1955年初，简38岁了。她的婚姻美满，有两个小孩，还怀了第三个孩子。她拥有一栋房子，且已经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做到了她到纽约时想做的大部分事情。身为作家，她的稿酬优渥。她具备在大世界里大展身手所需的一切知识、经验、创造性和才华，但是她迟迟未有动作；她不属于那些艺术家、思想家、早慧的天才——这些人大多是男性，活在男性的世界里，由男性的特权支撑着，而他们在38岁之年早已功成名就。相较之下，简的故事则是逐渐开展。
如果你阅读她在《亚美利加》上的文章，或者她在《论坛》工作的最初几年的文章，会发现其中不太提到她之后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大肆议论的主题，唯一的交集是她对于“城市”这个题材本身的兴趣。但是她对于现有建筑和规划实务的难以忍受，她对现况的拒斥，并未在任何地方加以表述。至少，她在《论坛》和之前在《亚美利加》上表达类似意见时都很普通。她不做抨击，原封不动地接受，开放地接纳新的郊区购物中心。她毫不指摘或抗议地接受战后的世界。
她后来说，就某个方面而言，她在《论坛》工作时并不称职，因为她倾听了规划者和建筑师的意见，太理所当然地接受他们说的事，她并未质问他们的漂亮设计及精美模型缺乏什么；可能她其实受了误导，或单纯就是错了。27但要到她意识到上述这些时，她才会发现自己的错误。
如果我们必须确定这项改变发生在何时，那么，很可能是在1955年初，在费城，当简·雅各布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看她之前写的街道和城市、建筑物、规划以及建筑的观点之时。
(1)该学派建筑的显著特征有使用钢结构，采用砖石包层（通常是陶瓦），允许大面积的平板玻璃窗，并限制外部装饰物的数量。
(2)赫氏古堡（Hearst Castle）：20世纪美国报业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私人宅邸，总占地超过8300平方米，由建筑师朱莉亚·摩根（Julia Morgan）设计，古堡内有上百个房间，装饰极尽奢华。
(3)五点区（Five Points）：纽约移民聚居区之一，19世纪臭名昭著的贫民窟、犯罪多发区，“五点”指其涵盖区域内的几条街道相交，形成了五个马路拐角点。
(4)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1904—1996）：美国政府官员，于1948年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并于1950年被指控作伪证，入狱五年。
(5)指《时代周刊》编辑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1948年供出间谍信息事件，当时载有这些信息的胶卷被藏在南瓜田里的一个空心南瓜中。
(6)一份美国在20世纪40、 50年代期间，因政治信仰而被剥夺工作权的演员、导演、编剧、音乐家和其他娱乐产业人士的名单，是冷战时期美国意志形态审查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