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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袭高定衣裙 就是一件艺术品2、钢铁门窗——嵩明县农机修造厂的改革发展之路3、《尘封档案》之88：女老板自尽引发的“藏宝图”之谜（下）
一袭高定衣裙 就是一件艺术品
来源：广州日报
高定作品代表服装业界顶尖水平。
香奈儿高定服饰设计蕴藏戏剧张力。
Giorgio Armani的高定设计既低调内敛，又奢华璀璨。
高定珠宝实现工艺与技术的创新突破。
高级定制服饰的面料采用返璞归真的棉布。
日前，汇聚国际顶尖时装设计的2024秋冬巴黎高定周落下帷幕。记者留意到，向来偏好以奢华工艺与先锋概念为主打的高定时装，今年变得更鲜活有趣。一袭高定衣裙， 就是一件艺术品。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谭伟婷
图/视觉中国、受访者供图
新趋势：打破“曲高和寡”
“在全新时代潮流下，高级定制时装确实需要变革，新的增长机遇可以从改变趋势方向开始。”广州服装定制设计师高艾丽告诉记者，过往，高级定制在时装领域面向的是对设计与品质有极高要求的极少数人群，因此高定作品也代表了业界顶尖水平。
一袭高定衣裙，就是一件艺术品，这可以说是对高级定制最有诚意的称赞。“我们可以从香奈儿与Giorgio Armani当中看到致敬艺术的概念，今年设计师正不断尝试突破时装设计的边界。”广东十佳设计师诗茹认为，蕴藏戏剧张力的高定时装，总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魅力，比如在香奈儿打造的宛如歌剧院的秀场上，羽毛、流苏、半圆宝石以及刺绣花饰，柔和地融入华丽面料当中，包括漆面针织、斜纹软呢、丝质天鹅绒、梦幻珠罗纱等。“设计语言的边界感逐渐被模糊，也就是说正面看是衣服，侧面看又有点像装置艺术，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诗茹评价道。
记者留意到，同样备受赞叹的Giorgio Armani打造的是雅致美学的意境。“既低调内敛，又奢华璀璨，设计师把光彩都隐藏在刺绣细节与装饰当中。”诗茹评价，将轻盈面料以珍珠大面积缀饰，又或者把丝绸提花织物晕染成半透明，还有融合白色、金色、黑色于一体且保持晶莹灵动感的高定作品，其设计语言已远超于时装本身。
新科技：在惊艳视觉中表达穿戴
高级定制服饰的面料采用返璞归真的棉布，这一让人意想不到的设计出自Thom Browne高定秀场。“今年巴黎世家设计就在重新考量服装与身体的关系，玩的正是原创科技与材料创新。”定制设计师高艾丽表示，表面看来是设计师将环保元素融入高级定制服装的尝试，如碳纤维、树脂冷冻材料、植绒羊羔皮、塑料袋融化再造而成的面料等。这些独特的设计背后，设计师探讨的其实是生态循环和服装设计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们在惊叹时装的美感之余，也会思考未来科技穿戴带来的可能性，例如在面料内隐藏不同功能的高科技芯片或信号发射器。”在高艾丽看来，科技赋予时装的不仅是修饰功能，还包括未来生活方式的营造。
今年是奥运年，有品牌设计师以严谨的工艺，将标志性的体育运动概念服装（包括弓箭手、铁饼投手、举重运动员的服饰等）进行拆解与重构，打造出带有体育元素且富有生命力的高定作品。
高定珠宝：实现异材质技术突破
今年，除了时装呈现全新的表达外，高定珠宝也实现了工艺与技术的创新突破。例如，华裔高定珠宝艺术家Anna Hu展出突破异材质的创新作品。据了解，这是钛、铝金属运用以及全新“纳米陶瓷”技术突破的成果。其中经典的魔幻幽兰系列里，耳环与双胸针作品采用了航空级钛金属，工艺难度体现在花瓣灵动活泼的卷曲造型上。
商业分析师小唐表示，从2024年开始，不难留意到，各大品牌如宝格丽、宝诗龙、戴比尔斯等推出多款融合创意设计与创新工艺的高定珠宝新品。
“高级珠宝集佩戴与收藏价值于一身，未来将成为高定赛道中的蓝海，也是品牌与设计师实现商业可能性的捷径。”小唐认为，珠宝相比起服装有更强的商业转化与变现潜力。
观察：高定需要融合时装语境重塑价值
正如法国高级定制与时尚联合会执行主席Pascal Morand曾在采访中所说：“时尚行业不能幸免于经济和社会中发生的所有巨变，可持续发展，具有包容性，当然还有数字革命。”
高级定制作为时尚行业的金字塔顶尖式的存在，变革早已迫在眉睫。
分析师透露，高定赛道创造的实际上是高利润产品，但在当下新时装语境下，它首先需要的是设计与品牌文化的融入，然后才是核心价值的重塑。抢占新生代消费市场是一个重要转折，过往的优秀经验应该被尝试与应用在更多元的美学与商业空间中。
钢铁门窗——嵩明县农机修造厂的改革发展之路
门窗是房屋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门窗的首要作用是采光、通风和美观。千百年来建筑业虽不断进步和发展，但从古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室内采光依然是以木质门窗为主流。木质门窗有很多优点，其纹理自然质朴，能够起到非常不错的装饰效果。与此同时，木质门窗取材方便，环保性好，损坏了也非常好维修。
但木质门窗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容易开裂变形，易燃易腐蚀，结构不稳定，制作费工费时。因国内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各地高楼平地起，木质门窗已不适用于高层建筑，从而逐渐被取代、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如今只有在一些比较特殊的仿古建筑中我们才能看到木质门窗的身影。
因时代的变革与发展，全民逐渐步入小康生活，农村开始兴建小洋楼，县城内高楼拔地而起。嵩明县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县农机修造厂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创新选择从事加工各种钢门窗，因产品设计新颖，做工扎实，坚固耐用，一经投入市场，产品曾一度供不应求。厂址在嵩明县城东大新桥往下一公里处。
翻新中的印染厂与钢窗厂大门
1970年，嵩明县贯彻“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方针，撤销嵩明县国营拖拉机站，利用原拖拉机站站址，建嵩明县农机修造厂，因建国后的大集体时代，各村各寨的农业机械需要有专门的维修部门，建厂时有职工 116人(外单位抽调 38人，农村招工36人，原拖拉机站职工 42人)。
在工厂的创办初期，企业面临着诸多挑战，而这些困难仿佛是一首激昂的奏鸣曲，奏响着奋斗与坚持的旋律。尽管设备简陋、资金短缺，工人们却以铁人的坚韧和毅力，白天坚守在生产一线，夜晚则投身于基础建设，他们不计工资报酬，只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
设备简陋，资金短缺，这似乎是当时所有国企无法逾越的鸿沟。然而，工人们的决心和智慧却在逆境中绽放出光芒。他们用双手和汗水，努力让每一台设备发挥最大的效能；他们用勤奋和创新，寻找着解决资金短缺的途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今天的我们肃然起敬。
白天的生产线上，工人们忙碌而专注，他们以精湛的技艺和高度的责任心，确保每一个产品的质量。而在工余和晚上，他们又变身成为建设者，平地基、铺路面、栽电杆、拉电线，为工厂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们的付出，不仅体现了对工作的热爱，更彰显了对企业的忠诚。
正是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让企业在举步维艰中逐渐站稳脚跟。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成为了企业发展的源动力。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团队精神，什么是责任与担当。
在没有图纸和技术工艺的条件下，工人承担了重型机引五铧犁的生产及拖拉机修理任务。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但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聪明才智，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1971年，修造厂工业总产值11.2万元，实现销售收入21.82万元，有固定资产92.23万元。建起锻压、金工、修理、钳工4个车间。1972年，生产出机引五铧犁200台，创造产值39.3万元，实现销售收入43.5万元，上缴税金518元。1974~1975年，生产水田四铧犁30 台，栅条一铧犁360台，水田叶轮710对。机引五铧犁100 台。还派出工程技术人员与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农机研究所、云南大学、贵州山地研究所等12个单位研制成功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倾斜动线形成犁体曲面”三铧犁，1978年，获国家科技协作奖。
铧犁
1977年，建大修理车间，配置油泵试验台、镗缸机、曲轴磨床、马力试验台等设备初步具备拖拉机大修能力。试制出300吨双盘摩擦压力机1台，12型开沟机176台。
生产车间与大灰熊俱乐部
时至1980年，共修理农机、农具2 400余件，生产配制手扶拖拉机栅条一铧犁700台。机引五铧犁395台，南方水田轻型四铧犁569台，东风25型三铧犁199台，双向栅条一桦型3754台，水田叶轮1598对，开沟机96台，碎土轮619对。由于所生产的产品由省统一调拨，累计亏损117.75万元，由财政补贴。
1979年，嵩明国营修造厂为扭转产品滞销、连年亏损的局面，在厂领导的改革下，在县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决定利用已有厂房、设开发试制钢门窗。并先后3次派工人到上海、湖南学习钢门窗的加工，并收集资料，学成回嵩明后，在厂内进行小批量试验生产。同时，在云南省设计院指导帮助下，建成一条年产10万平方米的钢门窗生产线（包括仓储、下料、电焊加工成形、打磨、喷漆等工序区）。
生产车间一角
首批产品安装在云南省旅游局旅游大楼最顶层的酒吧间，因产品外观好，坚实耐用，启闭灵活，价格合理，安装维修方便。随之昆明百货大楼、市建材门市部、昆明师范专科学校、省五交化大楼，都争先采购钢窗厂的钢窗。
1981年，嵩明农机修造厂正式更名为嵩明钢窗厂,专生产空腹、实腹钢铁窗和钢铁门。除满足本县建筑需要外，大部分销往昆明四区八县及部分地州市。
办公室
生产车间
解释一下，空腹和实腹钢窗分别代表的意思分别是：实腹钢窗的框料是“工”字型、“T”字型、“L”型、“C”型等开口的钢材，材质厚实；空腹钢窗的框料是中空的四方管（壁薄）。实腹钢窗因承受力强，变形后容易校正，是早期的小洋楼建筑的首选。因早期小洋楼建筑结构简单，无混凝土柱子，整体框架钢材用量少，为保证结构的稳定，窗子和砖墙是一起砌筑的，实腹钢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梁和拉墙筋的作用，所以材质越厚实越好，现嵩明县依稀可见30年前的建筑上依还在保留着钢窗。
生产车间
时至1985年，厂内有职工162人，有房屋建筑1.65万平方米，各种设备116台，固定资产净值168.3万元。年生产钢窗82159平方米，创工业总产值265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1.64万元;销售收入378.5万元，上缴税金41万元，实现利润 20.76万元。
钢窗厂大门
进入2000年以后，全国各地的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对物质有了更高的追求，民间小作坊和小型门窗厂如雨后春笋的发展，农村砖混结构房的兴起，先建房屋主体结构，后安窗。外加之新型铝合金门窗的推广，钢窗厂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不能及时适应市场变化、创新不足或经营管理不善，可能逐渐失去市场份额，因此钢窗厂订单逐年下滑，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不得已宣布破产。
工厂一角
钢窗厂的落没和破产，生产设备被倒卖，厂房也逐渐被闲置。经过岁月的洗礼让这座年久失修的厂房，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和产业的兴衰。在2023年，这座厂房悄然焕然一新，更名为“云纺 1972 ”用于经营娱乐、体育、餐饮等活动场所，厂房迎来了新的机遇。经过对外承包翻修，它被赋予了新的生命。现在，走进“云纺 1972 和大灰熊俱乐部”，你会看到墙上画满了充满活力的墙体画，曾经的工业痕迹的大字大部分已经被覆盖。这里没有了曾经的火光四溅辛勤劳作的激情，却充满了运动与活力的欢声笑语。
工厂一角
如今的“云纺 1972 ”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进行活动的场所，更成为了县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类似的故事在这嵩明城中上演，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些美好的蜕变。
工厂一角
但这个转变也是让人感慨万千，钢窗厂的没落或许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钢窗厂，一个曾经辉煌的产业，如今却没落消失，这让人不禁感叹时代的变迁和发展的必然。然而，它的重生却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让我们意识到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创新和转型的重要性。
如今门窗行业的发展的几经更迭，木质门窗、钢铁门窗、塑钢门窗、铝合金推拉窗、铝合金50平开窗、铝合金80窗纱一体窗、90型和135型断桥铝合金门窗，铝合金材质的门窗已成为现代家装饰的主流材质。铝合金门窗有很多优点，首先它比较轻便，可塑性强外观漂亮，安装起来方便，同时铝合金门窗不易生锈、耐腐蚀、更环保、更节能，对于家居生活来说，非常地实用。
职工住宿区
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钢窗厂工人也曾面临下岗的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价值会被削弱和无用武之地。反之，钢窗厂的工人在下岗后，以其精湛的工艺手法，成功地实现了职业的华丽转身。在下岗之初，他们迅速的补充到了县内其他技术行业，有从事机械维修的、有从事机械加工的、有从事铁件加工的，也有自主创业的，他们在不同的技术行业中从新崭露头角，成为了培养接班人的重要力量。
在机械维修领域，下岗工人凭借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为各种机械设备提供了精准的维护和修复服务。他们的巧手让破旧的机器重新焕发生机，确保了生产的顺利进行。
在机械加工行业中，这些技术娴熟的工人将原材料变成了精致的零部件。他们的精湛技艺和严谨态度，为嵩明县的制造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门窗加工领域也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下岗工人用细腻的工艺，打造出美观实用的门窗，为人们的居住环境增添了温馨与舒适。
这些下岗工人不仅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言传身教，将自己优秀的钢铁般的精神以及炉火纯青的技艺传授给了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小唐总的焊工也得益于这些老工人的指导，有的良师桃李满天下。他们成为了嵩明县技术传承的中流砥柱，为嵩明县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职工住宿区
时光荏苒，我们应该向老一辈技术工人致敬！曾经的这样一群人，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的适龄青年，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没有进过中专技校的培训学习，进厂从零开始学习，他们兢兢业业地工作在生产第一线，为嵩明县发展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步入七十古来稀的年纪，已经是快乐安享晚年的年龄。
这些老一辈工人，他们是嵩明县的脊梁，是时代的见证者。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在那个物质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他们不畏艰难，摸石头过河、埋头苦干，为嵩明县的工业化进程添砖加瓦。他们曾经的工作环境可能并不优越，工作强度很大，但他们从未抱怨过。他们以厂为家，以工作为荣，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首过去，我们感慨万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艰苦创业的前辈，才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不能忘记那段艰难的峥嵘岁月，它教会了我们团结协作、不畏艰难和勇往直前。
工厂水塔
现如今，这些老一辈工人的身影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的。他们的故事，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个快节奏发展的时代，我们不妨间歇性的停下脚步，回顾一下那些曾经为嵩明建设付出过的人。厂虽然倒闭了，但其精湛的工艺、兢兢业业的精神尤如“亮剑”精神一样继续在嵩明县的土地上传承与发扬，让我们珍惜现在，感恩生活，用自己的行动，为老一辈工人送上最真挚的敬意！
参考文献：《嵩明县志1995》
《尘封档案》之88：女老板自尽引发的“藏宝图”之谜（下）
四、武林名宿“九阵风”
金必旺遇到的这位，自1945年抗战胜利以来在重庆的“道上”是有点儿小名气的。这位兄弟名叫唐显扬，涪陵人氏，二十六岁。唐显扬是乞丐出身，旧时的乞丐，如果想靠行乞谋生是不可能的，得另外找点儿副业干干，比如偷窃、抢夺、行骗之类。唐显扬七岁开始行乞，几年下来对于此类“副业”的活儿已经熟稔于胸。渐渐地他发现“副业”比行乞收入高得多，有时干一票就能逍遥一个月，于是就考虑转行。转行后不久，他就发现涪陵这个舞台对于他来说显得太小了，就逆江而上来到重庆。
唐显扬还记得，他抵达重庆的这天正好是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山城的当天，从当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之后的两三天里，整个城市从高层权贵到底层百姓全都在狂欢。所有人——包括警察在内——心绪都变得特别欢畅，连平时锱铢必较的商家也变得大方起来，出售的商品打折一直打到成本价位，甚至还有免费请客的。这种状况无疑给唐显扬提供了施展“技艺”的最佳机会。他混杂于游行人群中，频频扒窃，屡屡得手。也有偶然失误让人觉察的，不过也没人跟他计较，连警察也是睁一眼闭一眼的，甚至还有个女大学生在察觉他扒窃后，干脆从钱包里掏出几张钞票送给他。
就这样，唐显扬在初抵重庆三天内的收入竟然使他有了开一家半个门面的烟纸店的本钱。他开店后，随即寻找靠山。最好的途径是操袍哥，不过袍哥的组织中有些莫名其妙的规定。比如，被认为从事下等职业的娼妓、烧水烟、修足、搽背、理发、男艺人演女角等，都不能参加袍哥，还有搞盗窃的，妻子乱搞男女关系的，母亲再嫁的，也都遭到鄙视，不能参加袍哥。但是，公然抢劫财货的土匪流氓，却又可以参加。因此，像唐显扬这样的人是不能操袍哥的。不过，这难不倒唐显扬，不能操袍哥，他就找了一个比袍哥还可靠的对象投靠——警察局。他成了警察局刑警大队的耳目、眼线。
从1945年底到1949年初冬山城解放，唐显扬为国民党警察局刑侦大队效力四年，他向刑警提供的情报，使国民党警方破获了上百起刑事案件，其中不乏大案要案。唐显扬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直接获得警方的奖金，二是包括袍哥在内的各方势力都不敢得罪他，三是他有时技痒难熬下手作案也无人追究，四是黑道上的那些小混混儿不得不向他奉上“孝敬钱”。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接管了旧警察局，也接管了像唐显扬这样的耳目、眼线。由于唐显扬在这方面干得比较出色，公安局领导决定由刑警队队长金必旺直接掌握他这条线。一年多来，唐显扬向金必旺提供了许多线索，其效率在耳目眼线中名列前茅。
7月16日傍晚，金必旺在二分局附近的一家面馆前遇到了唐显扬。唐显扬对他说： “金队长，有桩事儿不知您是否有兴趣听一听？”金必旺说小唐你要说的事儿我都有兴趣听的。唐显扬所说的事儿是关于最近重庆“道上”所传言的“一点红”藏宝图的，他告诉金必旺说这回的传说并非像以前那样属于空穴来风，而是真有其事，有人已经看到过那张图纸了。据说，藏宝图是一个“雏儿”在第二区寸滩那边的下马坡打劫时获得的。
金必旺一听“下马坡”三字，顿时一个激灵，一指面馆隔壁的冷饮店： “里面坐着说！”
两人进了店堂落座，金必旺给唐显扬要了一个冰淇淋，自己舍不得破费，只要了一杯冰水，一口口呷着听唐显扬说情况——那个“雏儿”劫得藏宝图后，因为不识货，也就没当一回事，去了一家面店吃面，他拿着藏宝图左看右瞧不得要领。这时，正好让两个进店吃面的“道上”人看见，其中一位是识货的，当下便怀疑这就是江湖上传说了多年的藏宝图，于是就跟“雏儿”搭讪，最后以一百万元的价格把那张图买了下来。这张图，现在据说已经转让给一个诨号“九阵风”的人。 “九阵风”跟唐显扬的一位叫恽民辉的结拜兄弟交往比较密切，他把藏宝图买到手后，看不懂，就请恽民辉协助解读。今天下午唐显扬遇到恽民辉时，得知他尚未弄清楚该图的含义，但是，他们对于这是一张藏宝图毫不怀疑。
金必旺返回分局后随即召集专案组成员开会。大家一议，都认为唐显扬所说的那个“雏儿”所作的那起抢劫案，受害人十有八九就是华锦秀。这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变得既有清晰的倾向又显得更加模糊。清晰的是，看来裴俊君那天让华锦秀从同居住所送往“金富祥饭馆”的并不仅仅是五十万元钞票和一册《七侠五义》，而且还有一张被认为是藏宝图的图纸。这样就可以解释裴俊君为何为了区区五十万元钱跟一向相敬如宾的华锦秀大发雷霆甚至动手了。模糊的是，这张藏宝图跟已经被害的裴俊君究竟是什么关系？他被害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丢失了藏宝图？又是什么人对他下的索命毒手？
议到这里，金必旺脑子里忽然电光石火般地闪过一个念头：7月7日柳五爷三人跟裴俊君在“鸿洲馆”吃过晚饭出来后，那个在路边叫住裴俊君的男子，跟7月3日华锦秀被抢那天在“金富祥饭馆”与裴俊君吃饭的那个男子是否同一个人？
金必旺立刻指派刑警马疾、章凤翔前往“金富祥饭馆”向老板伙计查询。 “金富祥饭馆”方面所提供的关于7月3日跟裴俊君一起用餐的那个男子的年龄、外形，与柳五爷三人所说的那个唤住裴俊君的“老陈”相符。
如此，情况就清楚了，从法医检验结论来看，裴俊君应该是在从“鸿洲馆”吃过晚餐后不长的时间里被人下毒的，从时间推算，下毒者应该就是那个唤住裴俊君的瘦高男子，这个男子因为那张藏宝图跟裴俊君有着利益相关的关系。因此，裴俊君在华锦秀丢失藏宝图后，会由一个平日里彬彬有礼的君子摇身一变成为实施家暴的莽汉。之后数日里他发疯似的四处奔波，扬言要为自杀的华锦秀复仇而寻找那个强盗，其实并非真为报仇，而是为找回那张丢失的藏宝图。原本准备在下马坡“金富祥饭馆”从裴俊君手里获取藏宝图的那个瘦高个子，那几天里显然不断地催逼裴俊君。最后，他终于失去了耐心，或者对裴俊君所谓丢失藏宝图之说产生了怀疑，于是就决定以剥夺裴俊君性命的方式来与他了结这段关系。
专案组对下一步如何行动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先查到那张藏宝图后再作计议。
7月17日，刑警通过唐显扬的朋友恽民辉约见了“九阵风”。
“九阵风”的大名叫闵清潮，是石柱人氏，苗族人，五十开外。这人是个武林高手，其祖上早在明朝就已是朝廷的武官，武艺代代相传，传到闵清潮手里据说已经大打折扣，可即使如此，他的拳脚、器械功夫也颇为了得，施展开时，疾如闪电，令人限花缭乱，而且那种进攻是一波紧连着一波的，一共有九轮，所以江湖上给他起了个诨号 “九阵风”。这人是个亦黑亦白之辈，不过他没操袍哥，也没参加或者自己组建过什么帮会组织，只是开了家武馆，据说二十年来教出的徒子徒孙已经遍及全省，湖北、陕西也有。由于名气大，所以他的武馆就成了各方都要关注的一个江湖码头，川中各“公口”的袍哥、其他帮会，以及小偷强盗、地痞流氓、警探便衣，甚至“军统”特务，还有中共地下党、民主人士，都跟“九阵风”结交，各有所需。这样，新中国成立后查查“九阵风”的历史，好事歹事都做了不少，不过，并未直接参与政治、刑事方面的犯罪活动，也不是任何政党、团体、帮会的成员，所以审查下来的结论是功大于过，免予处罚，还让他继续经营武馆。
新中国成立后，武馆虽然还可以运作，不过花钱学武的人大为减少， “九阵风”的收入直线下降，他要养家糊口，自然要考虑创收问题。7月5日，“九阵风”偶然间听一个练武的徒弟说起有人买到了一张藏宝图。像“九阵风”这样的老江湖，自然是知道“一点红”藏宝图之说的，心里一动，寻思着如果把藏宝图弄到手，破解出藏宝之秘，那岂不是能发大大一笔财吗？于是，他就开始四处打听。
像“九阵风”这样的武林名宿根基深，人脉广，也就只花了一天时间，就打听到了藏宝图的下落——是一个名叫周醒悟的石材商从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雏儿”手里花了一百万元买下来的。巧得很，这个周醒悟以及他家爷老子周志鹏的两条性命都是“九阵风”救下来的。那是十年前，周家父子为生意上的事得罪了重庆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一个姓关的中队长要抓他，扬言说逮住了就送渣滓洞。周氏父子吓得魂不附体，逃亡在外，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寻思这样下去何时才是尽头呢？于是就托人辗转找了“九阵风”，请闵爷从中斡旋。 “九阵风”找人一打听，那个中队长是他一个弟子的结拜兄弟，就让徒弟请关队长吃了顿饭，说了说。姓关的自然要买这份面子，答应不再追究周家父子。当然，周家父子必须得破费若干。
现在， “九阵风”得知原来藏宝图是周醒悟买下的，寻思这好办，就派了一名弟子前往捎话，说闵爷听说你得了一张什么图，想见识见识，开开眼界。周醒悟听了，立刻带上藏宝图来见“九阵风”。一见面，行了礼，便把一个扁扁的医用铝盒双手奉上，说闵爷您要的图就在这里面。
“九阵风”把铝盒放在一旁，也不打开看一眼，就问对方这物件的来源。听完后，点了点头。周醒悟便知道老爷子喜欢这张图，而他呢，打自7月3日把这张图买到手后，已经研究了多日，反反复复看下来也琢磨不透是怎么回事，寻思看来自己跟这份财富无缘。当下见“九阵风”喜欢，而十年前老爷子救了他们父子后拒绝酬谢，那份大恩至今未曾报答，现在何不借机还了这份人情？再说，以 “九阵风”在江湖上的名气，如果他破解了藏宝图找到了“一点红”藏匿的财宝，那肯定会分一份给自己的。这样想着，周醒悟就开口道： “这是小辈随手买下的，也看不懂上面是些什么，闵爷你有兴趣就把它留下、闲时琢磨琢磨权当解闷儿。”
“九阵风”也不客气，点头收下了。不过，他从来不白捡别人便宜，当下就拿出一千万元让周醒悟收下，说这张图究竟是不是江湖上传说的藏宝图，容我琢磨了再说。不过，人与财帛，是讲究缘分的，即使真是藏宝图，那也要看我闵某跟这份财帛是否有缘分。倘若有缘分，闵某发了财，那自然少不了你小周一份。
“九阵风”一五一十说到这里，从怀里掏出那个医用铝盒，放在金必旺面前。 “金队长，这图我琢磨了几天，看不出有什么机关，既然政府对它感兴趣，那我就交给您了。”
金必旺说我们找你了解此事，是由于调查案子的需要，至于这张图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的藏宝图，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你把它交给政府，是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在这方面如何处置是有政策的，如果真是藏宝图，并且据图发掘出了密藏的财宝，政府会根据其价值按比例发给你奖金的。你跟我们接触这件事，请你务必严格保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以免影响我们的调查工作。另外，如果我们在调查中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请你到时候一定要伸手相助。如果发现了什么情况，也请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哪怕半夜三更来找我，我都保证欢迎和感谢。
送走“九阵风”后，专案组刑警打开铝盒查看那张“九阵风”用十倍于原价的钱钞从周醒悟那里得来的所谓藏宝图。这是一张十八厘米见方的上等宣纸，上面用毛笔画着房屋、山峰、树林、小溪，并不是那种山水画的画法，只是在纸上看似随意地东画几笔山峰，西画几棵树，南画一截溪流，北画两间房屋，每个图形四周均以虚线画着框框，每条框线外侧都用蝇头小楷注着一组阿拉伯数字，权且当其是坐标，各坐标之间用墨线互有连接。墨线旁边也有蝇头小楷注着的阿拉伯数字，都是四位数。宣纸的右上角画着一个十字图案，线条的四端自上方顺时针依次写着“北”、“东”、 “南”、“西”——这是通常地图方向的标法。刑警看下来，觉得图上的汉字、阿拉伯数字都写得很好，看得出执笔者具有一定的书法功力；不过，画画的笔法就显得幼稚了，每个图形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描了又描的，由此可以知道执笔人虽然练过书法，但对于绘画显然是一窍不通的。
那么，这是不是藏宝图呢？这个，专案组刑警说不清楚，此刻也懒得去琢磨。因为，大家认为这不是他们分内的工作。他们是侦查案子，这张图如果对他们有用，也只是从其跟案情的关系上面去考虑。现在，金必旺想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从华锦秀的那封遗书内容来看，当时她是按照裴俊君的吩咐取了五十万元钞票和那本《七侠五义》，然后就挎着坤包去了下马坡。她并没有提及这张薄薄的“藏宝图”。这是她没有发现呢，还是知晓此事而没在遗书中说明呢？从逻辑上来说，一个已经准备自杀的女人——而且她的自杀原因是过度愤慨，而不是绝望，应该会把作为导火线的关于钞票和书的细节讲清楚，可是，华锦秀却一个字都没提。这，是不是有点儿不合常理？
金必旺把这个不解提出来让全组讨论，众刑警议来议去，想到了一种可能：华锦秀所说的五十万元钞票和《七侠五义》肯定没错，而根据“九阵风”所说的周醒悟在面馆向那个被称为“雏儿”的强盗买下这张图来看，这图应该是“雏儿”抢劫华锦秀所得。那么，这张图究竟是和钞票一起放在信封里，还是夹藏于那本《七侠五义》中？或者，它甚至是被裴俊君预先藏在了华锦秀的坤包里？
看来，有必要先把这个情况查个明白。只有查清楚这一点，才便于下一步的分析和侦查。于是，专案组决定抓捕那个抢劫华锦秀坤包的“雏儿”。
7月18日，金必旺再次约见“九阵风”，说因为调查工作需要，公安局要找到那个“雏儿”，希望闵老爷子能够予以协助。 “九阵风”一口答应，说蒙金队长看重，老朽一定效力，给我三天时间，我把那小子揪到金队长跟前来。
事实上， “九阵风”根本没用三天时间，他是上午九点多离开二分局的，到下午两点多，当他再次出现在金必旺面前时，身后跟着一个人——就是那个被称为“雏儿”的关大福。
关大福是江津人氏，二十三岁，十六岁到重庆来混日子，曾在朝天门码头干过挑夫、在饭馆当过跑堂。1948年，他参与一起抢劫案，不久案子被国民党重庆市警察局侦破，三名案犯都落了网，他是从犯，被判了三年徒刑。新中国成立后，重庆的军管会接管了监狱，甄别下来认定关大福须继续服刑。这样，他到1951年6月26日才刑满出狱。关大福回到江津老家去转了转，觉得在小县城混没什么前途，于是又到了重庆。可是，新社会跟旧社会不同了，他在重庆没有户口，找不到工作。于是，他就想到了抢劫作案。尽管关大福有前科，可是在“道上”的人眼里还真是个“雏儿”，在下马坡利用暴雨骤降之际抢劫华锦秀倒是成功了，可是往下他就外行了。你作案成功后，该去找个隐蔽的地方检点“战利品”吧，他却不是．径直进了一家面馆，要了两个冷菜、一碗酒、一碗面条，在等侯上菜的时候就追不及待地检查“战利品”了。如果这时候进面馆吃面的不是周醒悟，而是便衣警察，那他百分之百当场人赃俱获了。
言归正传，那张一百万元卖给周醒悟的藏宝图（关大福不知道“藏宝图”的说法）是从哪里找来的？
关大福供称，是夹在那本《七侠五义》的包书纸内层的。
关大福的供词使专案组诸刑警隐隐感到这张图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某个重大秘密。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把藏宝图送交市局技术室进行鉴定，先弄清楚究竟是不是藏宝图再说。
五、有人要买“藏宝图”
1951年时的公安技术鉴定水平跟如今相比当然是非常落后的。重庆市公安局技术室对这张藏宝图的技术鉴定，只有一个技术性的说法，不过，对于专案组来说，这个说法已经够了——
送检物与传说中的“一点红”藏宝图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一点红”死于民国三年，如果真有藏宝图，藏宝图所使用的纸张就应该是民国三年之前生产的。可是，送检物的宣纸却是抗战后生产的。
这么一来，专案组就要考虑一个新问题：这张宣纸上画的既然不是藏宝的内容，那会是其他什么内容呢？这张图纸可以使一向斯文的裴俊君对女友华锦秀大发雷霆，导致后者悬梁自尽；可以导致裴俊君被人毒死后浮尸池塘，足见其内容分量之重。那上面的图形和阿拉伯数字中隐藏着什么重要机密呢？
金必旺和四刑警围着这张从技术室取回的图纸进行研究，考虑到天热，手指上的汗液会对宣纸造成污损，所以金必旺找了一块玻璃把图纸平平整整地压在桌上。几个人反复看了许久，年龄最小的马疾有了一个发现——图纸上面的山峰、房屋、树林、小溪等图形一共有十三处，初看上去杂乱无章好像是随意布局，可是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它们似乎是有章法的：图纸中心位置的那个房屋图形的笔画线条要比其他十二处图形显得粗，这个图形与其他图形之间的连接线也比其他十二个图形之间的连接线略粗。因此，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房屋图形所标明的位置代表着整个图纸所要表明内容的中心坐标？
金必旺听马疾这么一说，脑子里似有灵光闪现，马上拿来一把尺子，以图纸中心位置的那处图形为基点，分别测量了该位置与其余十二处图形的距离，一一记下，然后又量了墙壁上贴着的四川省地图，便有了新发现：图纸上那十二处图形与中心图形之间的距离，正好与地图上重庆周边永川、江津、綦江、合川、合江、涪陵、长寿、邻水、泸州、潼南、铜梁、壁山这十二个县城跟重庆市之间的距离成正比。
这就是说，这张被江湖上认为是“一点红”藏宝图的图纸，其实是一张以重庆为中心包含着周边十二个县城的区域图。那些房屋、山峰、树林、溪流不过是绘图者为蒙蔽他人而故意画上去的，估计并没有隐藏着什么秘密。图纸所包含的秘密应该在那些阿拉伯数字里，当然，围绕着每个图形的虚线构成的框框可能也是有含意的。那么，这张图纸隐藏着什么秘密呢？鉴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专案组诸刑警的思维自然而然地要往“敌特嫌疑”方向倾斜了——这会不会是一张国民党反动派潜伏特务的组织系统图或者联络图之类的东西？
专案组组长金必旺马上向分局领导汇报了这个新发现。分局随即向市局报告，请示该案是否要移交市局侦办。市局领导研究后，决定仍由二分局刑事专案组侦查该案，每天须向分局领导报告侦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分局领导可视情况与市局政保处沟通，必要时政保处可以派员参与该案的侦查工作。
7月20日上午，华锦秀在下马坡遭关大福抢劫的第十七天， “九阵风”闵清潮派徒弟小汪来二分局向金必旺捎话，要求约个地方见面。金必旺看到 “九阵风”这里有情况，心中暗喜，当即让小汪回复其师：一小时后老地方见。
“九阵风”急着要见金必旺，是因为今天早饭后，武馆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说要跟闵师傅说一桩事儿，一边说着，一边朝左右站着的那几个弟子扫溜。 “九阵风”知道是什么意思，便把手一挥示意徒弟们回避。然后，对方就开口了，介绍说自己姓丁名进文，特地从壁山过来拜访闵师傅。 “九阵风”打量对方，这人说话和神态举止虽然有一副江湖人的做派，可是举手投足间却看不出是习武之辈。“九阵风”老而不衰，思维敏捷，当下便寻思对方十有八九是为藏宝图而来。
果然，丁进文开口就说，听说闵师傅手头有一张图纸似是藏宝图，不知能否让晚辈看一看？ “九阵风”听着，没开口，只是看着对方，缓缓摇头。丁进文又说了一遍，老爷子这才微笑着问对方可懂江湖规矩——其意不言自明，既是藏宝图，便是秘不示人的，怎么可以给你看呢？
丁进文作揖致歉，说晚辈失礼了，希望闵师傅见谅，然后说他来重庆求见闵师傅就是为这张藏宝图，愿出五千万元求闵师傅转让该图，如若据图寻觅得“一点红”的藏宝，可以跟闵师傅对半分享。
“九阵风”听着，想了想，说阁下的话我可以考虑，你下榻何处，回头我去拜访。丁进文听后大喜，起身向老爷子鞠躬，说他是昨晚抵达重庆的，因是特为此事过来拜访的，所以下榻于武馆附近的“致和旅社”，并说晚辈不敢劳闵师傅大驾，回头还是我登门聆教吧。于是，两人说定明日此时再在武馆见面。
金必旺听“九阵风”这么一说，心中对于那个丁进文开出的价位颇感吃惊。五千万，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正儿八经的创业成本来说，这笔钱可以在重庆市最好的地段购置数套不错的楼房，或者开三五家两开间门面的商店。那丁进文仅仅凭着一个道听途说来的消息，就敢作出如此大手笔的决定吗？况且，这种买卖就像倒腾古玩字画一样，买了就买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兴反悔退货的。其风险甚至比古玩字画买卖还要悬，因为古玩字画在成交前还可以反复看货，以辨真伪，而藏宝图那可是连一眼也不能看的。这个丁进文是何许人呢？
由于专案组已经把这个案子向敌特方面考虑了，所以对于丁进文的出现也改变了眼光看待。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对此人进行监视和调查。
刑警从“致和旅社”查到了丁进文入住的登记资料，据壁山县壁城镇派出所出示的证明表明，其为壁城镇人氏，自由职业，此次来重庆是联系业务。于是，金必旺便指派刑警陶大根、章凤翔前往壁山调查丁进文的底细，储兴德、马疾则负责对丁的监视。“九阵风”那里，金必旺关照让老爷子对于次日登门的丁进文以“外出”为由避而不见，先拖住他再说。
陶大根、章凤翔两人前往壁山，经查确有丁进文其人，此人出身富家，抗战前其家已败落，遂以教书为生。抗战时，他结交了两个来壁山躲避战火的下江古董客，跟着他们鼓捣古董，获利不错，便辞去了教师职业，做起古董生意，为便于活动，参加了袍哥。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倒腾古董生意，交游颇广，但至今未发现有政治问题，经济收入和家庭开支也未发现异常。
陶大根、章凤翔针对上述情况进行分析：从丁进文的经济情况来看，他无论如何是拿不出五千万元去跟“九阵风”做藏宝图买卖的，估计他是受人之托。所以，有必要查一下他是受了何方的委托做这件事的。怎么调查呢？两人先请壁城镇派出所通过居委会查摸了丁进文自7月3日华锦秀遭劫以来的行踪和活动情况，得知他这段时间并未离开过壁山，一直在家里整理之前收购的那批古董。不过，大约在7月18日，他曾收到过一份电报。
刑警便往壁山县邮电局调查，查得电报署名“重庆市南纪门白虎巷‘聚丰斋’蒋云忠”，内容是让丁跟重庆“九阵风”洽购“一点红”藏宝图之事，具体事宜让丁去重庆后面谈。
陶大根、章凤翔返回重庆向金必旺汇报壁山之行的调查情况，金必旺顿生疑窦。 “聚丰斋”蒋云忠自己在重庆，想从“九阵风”手里收购“藏宝图”为何要舍近求远，让远在壁山的丁进文去跟“九阵风”联系？而从“九阵风”的陈述看来，他跟丁进文素不相识，蒋云忠这么做有何用意？丁进文这两天里始终处于刑警的秘密监视之中，并未跟蒋云忠有什么接触，这似乎也不大符合正常的合作惯例，他跟蒋云忠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金必旺决定把此事弄个明白。他去找了辖管“聚丰斋”的重庆市公安局一分局刑警队，要求他们协助找到一个了解蒋云忠与“聚丰斋”内情的可靠对象。一分局刑警队副队长李大荣跟金必旺曾是同一个部队的战友，同时转业到地方后又是哥们儿，当下自无二话，随即通过管段的南纪门派出所把“聚丰斋”的一个青年店员小彭给找来了。
小彭虽在私营店铺工作，却是个积极分子，已经加入了共青团，还当着副支书，正积极争取入党。金必旺跟他聊下来，了解到了以下情况——
蒋云忠这家古玩店铺是其父亲传下来的，父子两代已经经营六十多年了，在重庆地面上也算得上是准老字号了。蒋老板继承了其父的性格，既贪婪又胆小，心眼却是玲珑剔透，喜欢算计别人，行业中人称“玲珑铁公鸡”。按说，但凡经营古玩店的，通常都跟黑道上有些或深或浅的关系，与江洋大盗、倒斗君子（盗墓贼）有点儿交往，至少也得弄个脸熟，以便知晓个信息，收些便宜货。可是，蒋老板对于这一套都不敢染指。那么，这样一个胆小如鼠的商人，难道是一个好好先生？也不见得。蒋云忠喜欢玩一些算不上犯法但却是比较损的手法，比如利用古玩行业“卖假货不犯规”的行规，经常跟其他几个关系密切的老板串通起来，互相配合，抬轿子吹喇叭，把赝品假货天花乱坠吹成真货，把低等品级抬到中等甚至高等品级。反正只要能够来钱而又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的生意，来多少接多少，根本不会考虑“良心”两字。
然后就说到这回跟“藏宝图”的瓜葛了。蒋云忠消息比较灵通，重庆地面上但凡跟古玩界有关的新闻，他不敢保证在第一时间获得，但第二、第三时间知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一点红”藏宝图的消息一出来，蒋云忠就获悉了。但他听着也是听着，因为这种情况像他这样的一家古玩店根本是无法玩的，即使把“藏宝图”弄到手里了，他也拿不出寻宝的投资，就是筹措了资金，也承担不了那份风险。那么他又怎么沾手了呢？那是有人找上门来送给蒋老板一个旱涝保收的机会。大约是7月16日，蒋老板召集几个店员开会，说了“藏宝图”之事，说这图已由“明风武馆”馆主“九阵风”以一千万元的价格收购下来了。江湖上有朋友请他设法跟“九阵风”接触，谈个价位，转让“藏宝图”。至于价格，他们可以出到一亿元以下，人家给的佣金是百分之十。蒋老板跟店员说这些，为的是请大家帮他做一个风险评估。因为这桩买卖对于“聚丰斋”来说是中介业务，而“九阵风”是重庆地面上赫赫有名的角色，各界都有他的弟子、朋友，江湖上还有一班兄弟，这个人是得罪不得的。所以，蒋老板觉得必须有安全保障才敢沾手这桩买卖。
小彭等人七嘴八舌议论起来，都说可以做一做，因为买卖“藏宝图”不算犯法，政府就不会找麻烦；至于跟“九阵风”的关系，因为是中介，所以也谈不上得罪他，愿意签约就签，不签拉倒，“聚丰斋”并无损失。蒋老板听下来觉得有理，于是决定接下这笔大生意。不过，蒋云忠不想张扬出去，也不想让“九阵风”知道是“聚丰斋”在跟他做这笔买卖，所以就想找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应该不是重庆人，以防事后嘴碎话多乱说一气惹出意外来，同时又要跟“聚丰斋”有比较牢靠的关系。蒋老板反复考虑后，就想到了壁山的丁进文。
丁进文跟蒋云忠的关系，说起来比较微妙，既是买卖真假古玩字画的上下家关系，又是指点古玩知识的师徒关系。难得的是两人竟然一见如故，特别投缘。以蒋云忠的秉性，向来是不肯对外界透露他的经营秘密的，至于对古玩的鉴定和造假本领，那更是对自己店里的伙计都有所保留的。可是，他跟丁进文却说得很多，连自己向来秘不示人的战国青铜剑等宝贝也肯拿出来让丁进文鉴赏。而丁进文对蒋云忠也是比对自己的老爸还要忠顺，每年春节都要特地从壁山赶到重庆来给蒋老板拜年，且必携重礼。因此，蒋云忠想要找个人替自己出面跟“九阵风”谈转让“藏宝图”之事，非丁进文莫属。
小彭告诉刑警，蒋云忠往壁山发了那份电报后，丁进文当天就回了一封电报，说待他处理好手头的事情后，立刻来重庆，抵渝后先到“聚丰斋”聆教。
丁进文是在7月l9日抵达重庆的，一到就直奔“聚丰斋”，跟蒋云忠密谈。谈些什么内容，小彭等店员就不清楚了。当天，丁进文就离开“聚丰斋”前往“致和旅社”入住了，想来是为了不让“九阵风”知道他跟蒋云忠的关系。
专案组对小彭所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对蒋云忠有些怀疑，于是就指示小彭对蒋老板多加留意，有什么异常情况随时跟专案组联系。
回过头来，再说丁进文跟“九阵风”的接触。他每天两次去武馆求见“九阵风”， “九阵风”由于没有获得专案组新的指令，所以只是虚与委蛇。这样倒也符合旧时江湖上“藏宝图”之类的重要秘笈持有者的态度，通常他们都是爱理不理地对待登门要求转让者的。这样，待刑警陶大根、章凤翔从壁山外调回来后的次日——7月23日，丁进文再次造访武馆，说家里有事，他明天要回一趟壁山，盛情邀请“九阵风”当晚去附近的“啸天饭庄”吃饭，生意不成情义在，过几天他还是要来重庆继续跟闵师傅谈这件事的。 “九阵风”本想拒绝的，因为天太热了，他不想出去。可是丁进文说的是吃晚饭，他就答应考虑考虑，丁就说那我下午过来听您老的消息。
丁进文一走， “九阵风”就跟金必旺联系，说了丁约请吃饭之事，问应该如何应对。从眼前查摸蒋云忠的意图来说，金必旺自然是认为应该保持跟丁进文的联系的，于是就让“九阵风”赴约，关照他席间跟丁进文多聊聊，看能探听出点儿什么秘密。下午，丁进文来武馆听回音， “九阵风”与其约定：晚上七点“啸天饭庄”见。
哪知， “九阵风”这一去，他那武馆就出事了！
六、武馆枪击案
“九阵风”开的武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今年一入夏，前来报名学武的学员更是少得可怜。尽管中国武术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之说，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治安明显改善，人们也有活儿干了，既不必习练防身功夫，也没有时间了，别说武馆是要收费的，就是每天早晨公园里、城墙根儿免费白教的习武场地，练习者也是寥若晨星。平时“九阵风”武馆来学艺的只有十来个徒弟，其中两个是外地来的，住在武馆，其余都是重庆本地的，日间来学武，下午四点左右回家。因此，平时住在武馆的也就“九阵风”和账房先生刘二爷，以及那两个外地弟子。
这天傍晚， “九阵风”应丁进文之邀去外面下馆子了，武馆里只留下刘二爷和两个徒弟。刘二爷大名刘照天，是“九阵风”的连襟，他是操袍哥的，在“公口”里还是二排“圣贤二爷”。不过正如江湖上戏言“圣贤二爷”就是“剩闲二爷”，刘二爷就是这样一个不起什么作用的老好人。而且，跟旧时武馆中供职人员都须会武的惯例不同，刘二爷不但不会武术，还是个弱不禁风病恹恹的老头儿，只因他跟“九阵风”是亲戚，所以“九阵风”才把他留在武馆。
这天晚上七点多钟，暮色初降，刘二爷坐在武馆院子里的那棵大银杏树下，一手摇蒲扇，一手端着把紫砂壶呷着沱茶，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两个住在武馆的徒弟练习太极推手。忽然，大门轻轻地开了，刘二爷以为是“九阵风”赴宴回来了，哪知定睛一看，却是两个陌生汉子。刘二爷站起来迎上前去，拱手道：“二位先生是……”
前头那人冲刘二爷点头微笑： “您好！闵爷在吗？”
“哦，他出门了……”
刘二爷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忽见后面那人返身把大门关上，还推上了门闩。刘二爷心里不禁起疑：哪有这样访客的？他正要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忽然那二位同时亮出了家伙！那是两支身上烧蓝闪着幽光的崭新手枪，枪口对准刘二爷的胸膛：“老家伙，敢动敢叫，必死！”
刘二爷虽然不会武术，可是他年轻时操过袍哥，还是“公口”的“圣贤二爷”，自是见多识广，当下倒也没有多少惊惧，微微一笑道： “二位好汉，有话好说，别动刀动枪的。江湖上走动的都知道，凡事抬不过一个‘理’字嘛！”
“这话我们爱听，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办，可保你平安。转身！往前走！”
刘二爷照办，被那二位用枪逼着往院子里侧的厅堂里走。那两个徒弟仍在切磋推手，竟然没留意刘二爷已经被劫持。直到刘二爷被押到原先他坐的藤椅前，那二位示意他落座后，两个徒弟方才意识到情况有异，对视一眼，同时收手。当他们把目光扫向两位不速之客时，看到的是对准他们的黑洞洞的枪口！
这两个年轻人虽说是前来重庆向“九阵风”学武的弟子，但在武术方面来说，并非新手上路，他们一个来自自贡，一个来自内江，都已习练武术七八年了，在当地堪称好手，为使自己的武艺更上一层楼，专程来重庆拜师。当下，两人中的那位来自内江的小尤二话不说，一个闪身箭步上前，正待出招，谁知对方已有防备，好像也没听见有什么声响，一颗子弹已经出膛，正击中小尤的右肩膀！
来自自贡的那个徒弟小吴平时喜欢阅读军事类书籍，知晓些枪炮知识，当下暗吃一惊：对方的手枪不但是真货，而且还是无声的！好汉不吃跟前亏，他下意识地收住招式，倒抽一口冷气，怔怔地看着对方：“无声手枪？”
“对！无声手枪！怎么？你也想试试吗？他现在可知道滋味了！”开枪的那人指着已经退后数步捂着右肩伤口的小尤道。
小吴无奈地摇头： “不敢！”
“不敢就好！听着，就地蹲下，双手反剪背后！”
小吴遵命照办。
对方把一副手铐扔向刘二爷： “把他们一人一个扣起来！”
刘二爷见对方真敢开枪，便知来者不善，当下哪敢吭声？只得乖乖照办。他把尤、吴合铐之后，见小尤的伤口流血不止，就脱下身上的白布短褂给他包扎起来。然后，老爷子被其中一人用枪逼着进入室内。另一人留在院子里看守着小尤、小吴，不让他们动弹。
那人把刘二爷逼进室内后，用手枪顶着他的后脑勺问道： “‘九阵风’把‘藏宝图’藏在哪里了？”
刘二爷装糊涂： “什么藏宝图？我不知道啊！”
对方也不跟他啰唆，让他用钥匙把账房所有的橱柜、抽斗都打开，翻箱倒柜一一搜查。然后，又押着刘二爷去了“九阵风”的卧室。“九阵风”的卧室陈设极简单，就一床一桌一椅一箱子而已。那人也都一一翻检过，还是一无所获。
那人便把刘二爷绑在“九阵风”卧室中的那把椅子上，往嘴里塞了块抹布，出门冲同伙吹了声口哨。那人把小尤、小吴押进厅堂，绑在柱子上，嘴巴也都堵住，出门而去。
那两个不速之客在武馆行凶的时候， “九阵风”正在饭馆跟丁进文喝酒聊天。因为事先金必旺关照过让套问丁进文跟蒋云忠究竟在干些什么勾当，所以“九阵风”有意把用餐时间拖得长了些。这就苦了武馆里被绑着的那三位，那位让子弹在肩膀上钻了个洞的小尤痛苦更甚。待到九点以后“九阵风”回到武馆发现出事时，小尤已因失血过多快要昏过去了。
“九阵风”毕竟是武林名宿，当下虽然大为震惊，章法却丝毫不乱。他先把刘二爷、小尤、小吴松了绑，吩咐小吴去二分局找金必旺队长报案，自己则拿出旧时武馆必备的专治外伤的秘制药粉药丸，给小尤止血疗伤。待到金必旺带人赶到武馆时，老爷子已经气定神闲地坐在院子里的银杏树下喝着茶听刘二爷叙说情况了。
1951年时的重庆，虽然军管会已经收缴过枪支弹药，可民间还是颇有私藏的。所以，那时有些案件涉及军用枪支，不算特别意外。问题是，今晚在武馆发生的案子中，登门的案犯所持的却是崭新的无声手枪，这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发生的持枪案件中从未有过的。而且，案犯还动用了同样崭新的手铐。这使专案组诸刑警一听就意识到对方不是寻常的犯罪分子。
果然，市局技术室的痕迹鉴定人员对小尤肩膀上的那颗子弹和铐住二人的那副手铐进行鉴定后得出结论：无声手枪和手铐均是美国1948年生产的产品，与当年提供给国民党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美援军用物资”中的同类产品相同。
专案组马上将这一结论与之前对本案与敌特分子有涉的怀疑联系起来，认为可以初步认定本案是敌特案件了。于是，立刻上报分局领导。二分局连夜报告重庆市公安局。
与此同时，金必旺不待领导下令，就命令刑警加强对蒋云忠、丁进文的监控，必要时可以采取行动予以拘捕。根据这个指令，受命监视丁进文的刑警储兴德、马疾在次日上午发现丁进文离开旅社准备返回壁山时，便果断将其控制。
武馆案件发生后的次日——7月26日，重庆市公安局经过研究，决定将该案作为敌特案件进行调查，指派政保处翟魁元副处长出任重新组建的专案组组长。翟魁元带去了五名侦查员，鉴于原二分局专案组五名刑警自7月3日以来已经对该案调查了三个多星期，对案件和相关人员已很熟悉，故全部留下。这种情形听上去有些“不顺畅”，可是当时却是存在的。领导没有宣布金必旺等五刑警是不是新专案组成员，只是让他们继续参加侦查工作。不过，原二分局对该案侦查工作的领导权，却是明确宣布转移到市局，由市局政保处直接负责。
翟魁元副处长是从第二野战军部队下来的一位团职情报军官，对秘密战线工作有颇多实践，反特经验比较丰富。他上任后的第一时间，就跟金必旺聊起了之前三个星期的侦查工作情况，临末两人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昨晚武馆发生的那起案件跟蒋云忠指使丁进文收购“藏宝图”是有关系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一种“佯购”行为，真正的意图是为了试探“藏宝图”究竟是否在“九阵风”手里，以便对武馆实施抢劫。昨晚丁进文的所谓请客，应该是调虎离山之计。因为如果“九阵风”在武馆的话，凭着其丰富的江湖经验和那身武艺，那两个案犯纵然持枪仍无胜算。而他们已经通过丁进文近日跟“九阵风”的接触，确认“藏宝图”就在这个老爷子手里。当时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大伏天， “九阵风”出门赴宴时只穿了一套玄色香云纱衣裤，飘飘逸逸，一眼就可以看出他身上不可能掖着“藏宝图”。所以，把“九阵风”这只老虎调走后，那两个家伙就敢登门搜劫“藏宝图”了。可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武馆里并没有什么“藏宝图”。
翟魁元问了对蒋云忠、丁进文两人的监控情况，听说丁进文上午已经被秘密拿下，点头表示肯定，然后说那就干脆把蒋云忠也抓起来，讯问其后台。如果运气好，估计这个案子往下无须特别费力就可以解决了。
于是， “聚丰斋”古玩店老板蒋云忠就接到通知，让其去市古玩业公会开会，一到那里，他就被捕了。
翟魁元亲自主持了对蒋云忠的讯问，蒋云忠供述内容如下：
蒋云忠由于做古玩生意的原因，对社会上跟古玩相关的传言比较注意，他以前曾经尝到过这方面的甜头。之前他在茶馆喝茶时无意间听说南岸有一座古墓被盗掘，可能是几个乞丐所为。于是，他就全城乱转，见到乞丐就给一个铜板，打听此事。当天晚上，竟然就有两个乞丐深夜来敲“聚丰斋”的店门，向蒋老板探询出售古玩的事。这笔生意，让蒋云忠赚了一根五两的金条。因此，蒋云忠每天早晨都必去“聚丰斋”附近的“云腾茶馆”喝茶，探听跟古玩相关的传言，关于“一点红”藏宝图的传言就是他从茶客那里听说的。
7月16日早晨，蒋云忠照例去“云腾茶馆”喝茶，他刚进门，跑堂就迎上来： “蒋先生来啦！那边有人已经为您准备好了茶水早点，请——”
请蒋云忠喝茶的是坐在右侧角落里的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他独自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壶普洱茶。见蒋云忠过去，起身点头致意，拱手作揖，揖，口称“蒋先生”，请其入座。蒋云忠还礼，请教对方尊姓大名，那人答称：“敝人姓钱，草字逸君。”
蒋云忠落座后，跑堂随即送上一壶西湖龙井茶和几样茶食、点心，都是蒋云忠爱吃而平时舍不得点的。两人边吃边聊起来，钱逸君开门见山问蒋云忠是否听说重庆地面上冒出了“藏宝圈”的传闻，蒋云忠说听说了。对方义问蒋先生对“藏宝图”是否感兴趣，蒋云忠说他 “藏宝图”本身并无兴趣，不过如果有人根据“藏宝图”找到了财宝，他对其中的古玩是有兴趣的。蒋云忠还说，据说那图是在“九阵风”手里，那老头儿虽然武功了得，江湖经验也不缺，但拿着“藏宝图”去掘宝的可行性不大。因为即使手头有了图纸，也不可能顺顺当当找到宝藏，再说找到后的挖掘也需要花费人力物力，所以得准备好一大笔钱才能顺利实施。而“九阵风”不具备这种经济条件。钱逸君听着笑了，说不瞒蒋先生说，敝人就是考虑到达一点，所以想从“九阵风”手里把那“藏宝图”买下来，我有经济实力挖掘宝藏。今天我跟蒋先生见面，就是想请您出面去跟“九阵风”谈此事，我愿意出大价钱买下那张图。我听江湖上传说那张图“九阵风”是花了一千万元买下的，我可以花五倍甚至十倍的价钱要他转让。只是，我并非此行中人，平时从不在江湖上走动，因此对江湖上的规矩不甚了解，贸然登门只怕人家不会搭理，更别说谈这么大的生意了。所以，我想请蒋先生出面去跟“九阵风”商谈此事。这，就是今天我跟蒋先生见面的目的，不知蒋先生意下如何？
蒋云忠听着，寻思这倒是一笔不错的买卖。于是跟钱逸君具体商谈，最后达成意向：蒋云忠以“聚丰斋”的名义出面去跟“九阵风”洽谈转让“藏宝图”事宜，价位最高可开至一亿元。蒋云忠的佣金是成交价的百分之十，先付三百万元作为经费，如果成交，该款项从佣金中扣除；不能成交，蒋云忠无须退还。
接下来的情况，前面已有交代，蒋云忠为防得罪“九阵风”，就找了丁进文去跟“九阵风” 洽谈。钱逸君那天在茶馆与蒋云忠分手时约定，如果蒋云忠有事要约见他，可去一趟七星岗“鹏程戏院”，在门口招贴栏里贴一张“蒋老板招收古玩鉴定师，有意者可与‘聚丰斋’联系”的字条，次日他就会在茶馆等他。蒋云忠把丁进文招来重庆跟“九阵风”接触数日后，由于谈不下来，就想着阳钱逸君商量，便于23日贴出了字条。
次日，蒋云忠在“云腾茶馆”跟钱逸君见面，说了情况。钱逸君同意让丁进文先返回壁山，过几天再来重庆洽谈。不过，从“生意不成仁义在”这方面来说，应该让丁进文出面请“九阵风”吃顿饭。蒋云忠就吩咐丁进文如此这般去做了。
蒋云忠交代完，翟魁元问了问钱逸君的外貌。陪审的金必旺一听，立马朝翟魁元丢了个眼色。于是，翟魁元就知道这个自称姓钱的家伙，相貌与曾两次跟裴俊君见面的那个瘦高男子“老陈”一致！
如此，就基本证实了之前原专案组的分析判断：武馆案件确实是敌特分子通过蒋云忠用调虎离山计将”九阵风”调离后实施的，为的是获取那份显然隐藏着重大秘密的“藏宝图”。
七，水落石出
当天晚上，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大家对本案是敌特案件的定性已经没有异议，至于那“藏宝图”，估计应该是一份对敌特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组织联络图之类的机密材料。
那么，往下的侦查工作应该怎么进行呢？大家分析认为，敌特的“武馆行动”扑了个空没有达到目的，但由于那份被称为“藏宝图”的机密材料的重耍性，甚至可能还有紧迫性，所以对手应该仍会继续设法获取“藏宝图”。敌特方面对此会怎么考虑呢？一干侦查员站在对手的位置上作了分析，认为敌特分子在“武馆行动”失利后，会有两种考虑：一种是认为蒋云忠提供的情况没错，“藏宝图”确实在“九阵风”手里，而派出的特务在武馆未能搜检到，说明该图被“九阵风”藏于别处了；另一种则是认为“九阵风”跟“藏宝图”没有关系。这两种考虑中，对手如果定位于第一种，那他们就会继续盯着“九阵风”采取行动，绑架甚至暗杀都有可能；如果定位于后一种，那么他们就得另起炉灶，重新寻觅“藏宝图”的下落。
敌特方面会定位于哪一种呢？专案组反复讨论下来，认为目前没有理由排除这两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敌特方面甚至双管齐下同时实施也难说。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派员对“九阵风”暗中进行保护，如果敌特方面果真企图对老爷子下手的话，到时就趁机行动，一举破获该案。与此同时，还应考虑到敌特的后一种定位，所以也需要开辟新路子，主动出击，调查敌特的蛛丝马迹，顺藤摸瓜，解决该案。
据蒋云忠供称，那个找他转让“藏宝图”的瘦高男子名叫钱逸君，这应该是一个假名。不过，目前专案组对于此人使用真名还是假名并不关心，因为即使是真名也没法儿找到他。侦查员眼下关心的是：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查摸到这家伙的线索？
翟魁元请金必旺回顾了钱逸君在本案中四次露面的情况，一干侦查员听下来都陷入了沉思。片刻，有人提出一个观点：目前要寻觅钱逸君的线索，看来只有围绕这几次露面时的情形着手了，如果能在其中哪次露面过程中发现某个特别的情节甚至细节，没准儿就可以据此查摸到钱逸君的蛛丝马迹。
于是，大家就勾画着钱逸君四次露面的情形：第一次是7月3日在下马坡“金富祥饭馆”跟裴俊君相约吃晚饭，这个饭局由于华锦秀的意外遇劫而没有进行下去，前专案组曾向饭馆方面调查过钱逸君露面的情况，未能获得线索；第二次是7月7日，在铁马街马路边唤住了正和柳五爷等人一起行走的裴俊君，刑警曾在那一带进行调查，也没有什么收获；第三、四次就是蒋云忠于前几天两次在“云腾茶馆”跟其见面，专案组尚未对此进行过调查。现在，专案组对此进行了讨论，认为钱逸君的第二次露面没有继续调查的必要，因为他既然是在马路旁突然闪现后招呼裴俊君的，那就说明他事先并未跟裴俊君有过联系，而刑警事后已经查遍了铁马街一带所有可能适合钱逸君对裴俊君下毒的场所，均无收获，说明作案现场要么不在铁马街，要么虽在铁马街，却是一个隐秘处所，钱逸君当时根本不会留下踪迹。那么，钱逸君的第一、第三、第四次的露面是否有调查的价值呢？后两次没有调查过，当然有必要向茶馆方面细细调查；第一次，还是可以再调查一下的，或许饭馆方面能够提供某个新的细节，没准儿案子就能据此而侦破了！
次日，专案组就派出侦查员前往“金富祥饭馆”和“云腾茶馆”以及七星岗“鹏程戏院”去调查。遗憾的是，三路调查都未能获得任何线索。
7月27日晚，专案组再次集聚一起讨论案情。大伙儿七嘴八舌议了一阵，有侦查员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7月3日钱逸君第一次露面与裴俊君在下马坡“金富祥饭馆”见面，为的就是从裴俊君手里获取那份后来被以为是“藏宝图”的敌特联络图，那他们事先一定是有约定的。按理说，那份“藏宝图”理应会被裴俊君视为特别重要的东西，那他为什么不亲自回家去取，而要打电话让华锦秀给他送去呢？估计事发突然，钱逸君是在事先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忽然通知裴俊君携“藏宝图”前往下马坡见面的。而裴俊君当时已经来不及回南岸住所取“藏宝图”了，所以只好打电话通知华锦秀送去。因此，通过调查7月3日裴俊君的行踪，可能有希望查到钱逸君是通过什么方式通知裴俊君去下马坡赴约的。
这个观点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专案组决定，从了解裴俊君7月3日的活动情况着手，对其当天下午的行踪进行详尽调查。
裴俊君是当时重庆市小有名气的荐头店经营者，他在第一区、第二区、第五区分别开了一家荐头店，其中开得最早的那家是位于第一区校场口的“大众荐头店”，其余两家是后来开的“大众店”的分店。三家店中，校场口的那家是装有电话的，所以平时裴俊君一般都坐镇那里。裴俊君死后，这三家店由其家人委托账房李先生暂时主持营业。专案组于是就派侦查员前往该店找李先生调查7月3日裴俊君的活动情况。
李先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一看就是个认真得近乎刻板的老古董。侦查员碰上他还真该暗道 “侥幸”：他管着账，还管着考勤——这并非老板吩咐，而是他自己主动做的，而且顶真到连老板裴俊君是否来上班、是否迟到早退都一五一十记录得清清楚楚。当下，李先生听侦查员说明来意后，一声不吭地拿出考勤记录递过来。
侦查员打开一看，考勤记录中显示裴俊君7月3日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到店，至下午五点三十分方才离开。
那么，裴俊君这段时间在店里干什么呢？
裴俊君跟李先生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办公的，据李先生说当天他在接待顾客、接打电话和看报纸，中间还掏钱叫一个店员去买了西瓜，切开了大家一起吃。至于裴俊君跟什么人打过电话，或者接听过什么电话，他都不清楚。
侦查员下一步调查是去邮电局。邮电局的通信设备只能查主叫电话，这使想连裴俊君接听的电话号码一起查一查的侦查员有些失望。邮电局提供的“大众荐头店”7月3日下午的主叫电话号码只有一个，那就是裴俊君在当天下午五点二十分打给华锦秀的电话。
这就是说，裴俊君是在五点二十分之前接到钱逸君的约见电话的。当时他如果回住所取了“减宝图”再前往下马坡赴饭局的话，就超过了钱逸君所要求他赶到的时间，因此他就给华锦秀打电话让她把那本藏着“藏宝图”的《七侠五义》送去。侦查员想到这一点，对于无法查到五点二十分之前几分钟打给裴俊君的电话号码感到遗憾万分！
钱逸君的那个主叫电话号码是无法查到了，是不是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弥补这份遗憾呢？专案组长翟魁元和二分局刑警队队长金必旺两人对此进行了讨论，说着说着，金必旺突发奇想： “也许钱逸君让裴俊君去下马坡赴饭局的通知不是通过电话告知的，而是派人直接去荐头店当面对裴俊君说的呢？”
翟魁元认为言之有理。如果钱逸君是通过电话通知裴俊君赴饭局的．那裴俊君应该跟对方说清楚东西不在身边，还得去南岸住所拿，可以要求延时；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那就有可能是钱逸君派人来通知的。这样，裴俊君如果回去取了“藏宝图”再往下马坡赴约，那肯定超时颇多。而按照敌特“地下工作”的纪律，显然不允许发生这种情况，所以，他就不得不通知华锦秀送去了。
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派员二赴荐头店调查。
7月29日上午，翟魁元带着三名侦查员去了校场口，逐个找荐头店的店员谈话，要求他们回忆7月3日下午来“大众荐头店”跟裴俊君接触的人的情况。这时离那天已经三周有余，要让人回忆起当天的情况真是有点儿强人所难。所以，一轮谈话进行下来，包括账房李先生在内的七名店员说了几个来店内找裴俊君的顾客，从时间上来说，都与之前专案组分析的应该在五点二十分前不久的情况不相符。综合七名店员提供的情况，那天下午四点半以后并没有人来店里找过裴俊君。
侦查员想到了另一种可能：那么，裴俊君在那个时段是否离开过荐头店去了外面呢？大家回忆下来，也都摇头。
翟魁元等人大失所望，只得告辞而去。刚走了五六十米，后面忽然传来叫声： “同志，想起来了！”
侦查员们回头一看，追上来的是荐头店的年轻店员宋繁荣。刚才，小宋也接受了侦查员的调查，他说时隔多日已经记不起那天的情况了，印象中那天下午四点半后没有人来店里找过裴老板。侦查员离开后，小宋去后面院子里上厕所，从裴俊君和李先生的那间小办公室前的过道经过时，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7月3日那天他收拾了店堂桌子上大伙儿吃剩下的西瓜，然后去后院打水准备擦桌子，从过道上经过时，看见裴俊君站在窗口隔着窗子跟一个小姑娘说话。
翟魁元四人听宋繁荣这么一说，随即返身回到荐头店。他们根据小宋所说的情况察看了现场。荐头店的旁边是一条小巷子，那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办公室朝巷子的方向有一个窗户，盛夏时节窗户自然是敞开着的。据小宋说，那天他看见裴俊君就是在这个窗子前跟那个小姑娘说话的。等他从院子里打了水返回时，那小姑娘已经不在了。
翟魁元马上想起邮电局提供的荐头店7月3日下午主叫电话的时间是五点二十分，而前一天向账房李先生调查时他所说的吃西瓜的时间跟这个时间节点是相符的。因此，可以认定钱逸君通知裴俊君的方式并非打电话，而是让人——也就是那个小姑娘来荐头店通知的。
翟魁元请宋繁荣说说那个小姑娘的体貌特征。小宋说，小姑娘的年龄在十四五岁左右，扎着两根小辫子，面容看上去比较清秀，肤色白皙，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袖口上镶着浅绿色的花边，左侧衣襟上有一枚长条形的徽章。从过道这个角度看过去，无法看清楚她穿的是裙子还是裤子。
那么，裴俊君和小姑娘说了些什么话呢？这个，小宋很抱歉地表示他没听见，一是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轻，二是他压根儿没想过要留心听一听。
侦查员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当时那间小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人吗？比如李先生？
小宋摇头。再问李先生，他说他当时好像在店堂里跟店员说话。
翟魁元让侦查员走访了巷子里外的居民和商户，没有收集到关于这个小姑娘的线索。
返回驻地后，专案组随即开会对宋繁荣看到的那个小姑娘进行分析。众人七嘴八舌议了一阵，不得要领。翟魁元朝坐在门口的老刑警储兴德扔去一支烟，说老储同志您为什么不发言？您是老刑警，熟悉重庆地面上林林总总的情况，快把肚子里的货端点儿出来吧。
新专案组组建后，储兴德的工作热情不是很高，因为他是留用刑警，按理应该不掺和这个已经认定的敌特案件，但领导没有发话让他停止侦查，他只好留下。可是，他也不愿意发挥主观能动性，开会一直保持沉默，工作也是派下什么去干什么，以免引起别人的猜疑。没想到，他这种情绪让翟魁元发现了，现在点名要他发言。于是，老刑警只好开口。
翟魁元的眼力厉害，储兴德一开口，差不多就已经找到寻觅那个小姑娘的方向了：小姑娘的那件袖口滚浅绿色花边的短袖衫，应该是某所学校的校服！
储兴德这一说，众人马上想起宋繁荣还说过那小姑娘的左侧衣襟上佩戴着一个长条状徽章呢，这不就是校徽吗？
从小宋所说的那小姑娘十四五岁这一点来判断，她应该是一个初中生，而在当地，也只有中学才有校服和校徽。专案组立刻着手调查全市哪所中学的女生是穿袖口滚浅绿色花边的白色短袖校服的，很快就有了结果：那是慧晖初级女中的校服。
当天下午，慧晖初级女中的全体学生接到通知：全部返校，不得请假！
除了专案组的全体侦查员，翟魁元还从市局、二分局临时借调了十名女警组成十个小组，分别和每个学生进行谈话，了解她们7月3日下午的活动情况。一番折腾后，终于找到了那个去过“大众荐头店”的小姑娘——初二年级学生陈岳芳。
据陈岳芳说，那天是父亲陈扶富让她去“大众荐头店”找老板裴俊君捎个口信的，口信内容是：今晚六点半在寸滩下马坡“金富祥饭馆”设晚餐，请裴老板准时到达，并把东西带上。带什么东西，父亲没有说。
侦查员随即让陈岳芳带路前往她家。路上，陈岳芳告诉侦查员，她的父亲是观音桥“私立中平医院”的院长，今天应该是上班的，问是去医院还是家里。翟魁元于是就把人分成两拨，一拨去家里，一拨去医院。
金必旺率领着原专案组的四名刑警去了医院，在院长室跟陈扶富一见面，他马上断定此人就是之前专案组久觅不得的那个“老陈”——“钱逸君”！
与此同时，翟魁元那拨侦查员在陈宅搜出了电台、密码本、武器弹药等特工器材，当场逮捕了陈扶富的妻子一敌特报务员崔玉莺。
陈扶富、崔玉莺归案后，作了以下供述——
这对夫妇都是南京人氏，既是邻居又是同学，双方家境都不错，两人都在邮电局工作，陈扶富是邮检技术员（即邮电局指派协助特务机关检查邮件的人员），崔玉莺是报务员。两人于抗战爆发前一年结婚，婚后经人介绍双双考入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经过训练后，夫妇俩分别成为“军统”的情报、报务人员。
这对特工夫妇跟着“军统”从南京到武汉，又从武汉到重庆。然后，陈扶富又被派往上海做起了“地下工作”，中间还曾做过汪伪“七十六号”的俘虏。抗战胜利后，这对夫妇才得以团聚，正要领着女儿回南京，却接到命令让就地“转业”——陈扶富成了“私立中平医院”的院长，崔玉莺则回家做了全职太太。其实，两人还是从事特务活动。医院是一家秘密情报中转站，陈扶富是站长， “全职太太”崔玉莺在家里干的是协助丈夫整理和传递情报的活儿。
1949年暮春，陈、崔接到由“军统”改组成的“国防部保密局”的命令，让他们利用目前的身份潜伏，任命陈扶富为“国防部保密局川东反共特别纵队上校司令长官”，崔玉莺则是丈夫的下属，封了个“少校报务主任”。 “保密局”发下了武器、电台、密码、毒药、经费，却没给一兵一卒，也没让陈司令招兵买马，甚至连任务也没下达。陈扶富是老特务，就此知道所谓“川东特别纵队”不过是一块空招牌， “保密局”留着是作为预备力量考虑的。如此，当年在上海饱尝“地下工作”之苦的陈扶富好不开心，寻思拿了津贴不干活儿，这不是一桩美事吗？
不过，如此好事到1951年6月中旬就结束了。6月15日，按照每月两次打开电台跟台湾联络的规定，陈扶富让崔玉莺打开电台，收到了一份密令，让他这个“川东反共特别纵队”司令官开始活动，第一步工作就是跟其下属取得联系。半个月后，陈扶富与台北总部指派给他的副官、代号021的裴俊君见了面。根据台北密电所述，裴俊君原是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秘密情报员，1948年其关系转入“保密局”，受命潜伏。当时， “保密局”让裴俊君负责保存一份联络图，这份联络图中的潜伏特务就是“川东反共特别纵队”的骨干成员，均归陈扶富领导。
6月30日陈扶富跟裴俊君见面时，关照对方在下次见面时把联络图带上交给他，几时见面，随时听他通知。裴俊君一口答应说“没问题”。三天后的下午，陈扶富让女儿去“大众荐头店”给裴俊君捎口信，约其到下马坡“金富祥饭馆”见面，强调把“东西”带上。没想到裴俊君没把联络图随身携带，而是让华锦秀从住所拿来，更没想到的是华锦秀中途遇强盗打劫把联络图顺走了。接下来，他当然是要全力找回联络图，这就是裴俊君打着为华锦秀复仇的幌子连日四处奔波的原因。
可是，裴俊君并未找回联络图，只是打听到联络图已经被江湖上误以为是“藏宝图”，落入了“九阵风”闵清潮之手。而这时， “保密局”总部接到陈扶富的密电后，指令将裴俊君“即予密裁，以正纪律”。陈扶富知道裴俊君这时正在铁马街请袍哥中人吃饭打听“藏宝图”的消息，于是，就去铁马街截住他，将他邀往观音桥。裴俊君以为是去其当院长的医院，但陈扶富却把他带到池塘畔的草地上坐着说话。他在听取裴俊君关于“藏宝图”下落情况的汇报后，取出两瓶自制的酸梅汤，递给裴俊君一瓶，自己先打开喝着。裴俊君正说得口渴，随即打开一饮而尽。毒药立刻发作，裴俊君倒地而亡，陈扶富将其尸体推入池塘中。
台北总部虽有联络图的底稿，可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必须取回那份流落在江湖上的“藏宝图”，为此，专门从另一条潜伏线上调来两名行动特工协助陈扶富。陈扶富找了“聚丰斋”老板蒋云忠，以买“藏宝图”为名骗其去向“九阵风”证实“藏宝图”确在其手中后，又让蒋云忠指示丁进文调虎离山，指令那两名行动特工前往武馆下手夺图。哪知，情报有误，功亏一篑。
讯问结束后，翟魁元把“藏宝图”的照片拿到陈扶富面前，让他交代联络图的内容。陈扶富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份联络图，但当初“保密局”命其潜伏时已经交代过判读方法，于是就要求拿一本《四角号码字典》给他，对照着照片上的那张图纸一一道来。诚如之前专案组对该图的判断，上面所画的房屋、树林、山峰、溪流的图形与中心位置的那处房屋图形，就是代表着重庆市与周边十二个县城的位置，各个图形、虚线方框和阿拉伯数字，则是潜伏在那十二个县城的特务组织头目的姓名、住址的密写。陈扶富很快就根据图纸的数字对照字典译出了一份有十二名潜伏特务姓名、住址的名单。
当时这些县城不属重庆管辖，于是重庆市公安局上报西南公安部，由西南公安部下达至川东行署公安处，连夜行动，将这十二名潜伏特务悉数捕获。可是，那两名临时调给陈扶富去武馆作案的特务却未能查获。
1951年10月31日，重庆市军管会对该案作出判决，陈扶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妻崔玉莺及那十二名潜伏特务分别被处以七年至无期徒刑；蒋云忠、丁进文分别被判刑五年、三年；陈扶富、崔玉莺未成年的女儿陈岳芳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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