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堵地狱门(五)

第十二章 “女俘”

那年那天, 我想在姑父家里写小说。姑父住在八队,六十多岁年纪,大高个儿,长吊脸上长着浓厚的须毛,一双严厉的眼睛有点儿吓人,他对我说:“你把那圈羊粪出了,再去写!”

姑姑住在大表哥的单位,在城里治病。几个表姐出嫁了。四表姐魏淑芳辍学,要在队里劳动,又要忙家务。我花了三天时间,把一大圈羊粪挑上崖背去了,刚坐下来写,表姐就拿来表哥的旧衣裳,要我把汗津津的衣服换下来让她去洗。后来,我无意中听见姑父说:“你还不打发他走吗?”

表姐说:“你侄儿是写小说来啦!一个字没写,就打发他走吗?”

“他写小说,跟我有什么相干?又不是我叫他写,我这儿又不是闲人店!”

“不是你叫他出圈的吗?不是你把他当牲口使唤的吗?不是你耽误了他三天宝贵的时间吗?看见他挑羊粪,上地洞咬牙切齿,浑身冒热气,我的心疼啊!活做完了,不叫写文章,就撵他走,这事你也做得出来吗?你可是他的亲姑父呀!”

听见争执, 我赶快换上还没有干透的衣服,悄悄地走了。

我这次回到武斗队,解救表姐是义不容辞的。可明明是表姐,怎么就说不是了呢?我笑着说:“我并不是审讯你。我只是觉得你有点儿面善,你到底是什么地方人?叫什么名字?告诉我!如果你愿意的话。”

“女俘”低下了头,没有回答。“女俘”行踪诡秘,似乎蒙着一层看不透的神秘面纱,而那极其强烈的仇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尽管她无动于衷。可是她那羞红的脸蛋,以及那鲜艳的嘴唇,仿佛是-道穿越时空的闪电,使我猛然间想起了表姐,不过我的表姐是个温柔善良的女子,怎么会变成一个复仇的女神呢?当罗英也认出了她,我就不再犹豫了,我满怀深情地叫了一声:‘表姐!’

“啊!”“女俘”情不自禁地应声。

我和“女俘”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看不见的冰山一下子溶解了,我说:“表姐,你让我找得好辛苦!‘俘虏队’只有你一个女的,不但名不符,而且姓也不合。咱们四年未见面,四年可以改变许多,但是你并未完全改变。”

我迫不及待地打听朱家坪的情况,魏淑芳说:“成立红卫兵组织哩,杨志刚站在主席台上,问明邦声:‘你参加红卫兵吗?’明邦声说:‘你参加了,我们就不参加了;你再不参加了,我们就报名参加呀!’

“杨志刚又征求其他人的意见,没有人吭声。姜逃荒说:‘你别问了,明邦声的意见,就是我们大家的意见!’

“把杨志刚气得下不了台。”

我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赶马车的丈夫,当书记的公公还好吗?”

魏淑芳哭了,泣不成声地说:“我丈夫走了!我公公也走了!”

我十分诧异,说:“怎么就不是传说呢,怎么就是真的呢?你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魏淑芳说:“我丈夫不赶马车了,跑到‘凤联’武斗队吃‘军粮’去了。而我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我就加入了‘凤指’ 。后来, 我妈从县城回家了,我也回到宋岭服侍我妈。也是该出事了呀,那天,丈夫和公公来看我妈, 有人跑到城里告了密。唉,提起这件事, 我又伤心又气愤!这真是‘恩重仇深’,牛占山带着几名武斗队员,前来叫门, 公公开门一看, 知道出事了。急忙呼唤儿子逃命,但是公公被推倒在地,丈夫逃跑不及, 被武斗队员捉住了。我好歹也是他们组织的人,那些人说:‘你别怕,去了,问个话,就把你送回来了。’不料, 到了县城,丈夫就被活活地打死了!丈夫走的时候,可怜巴巴地说:‘我前脚走,你后脚就撵到城里来救我!你一天跟着他们呼呼哩,这点面子或许会给的!’

“一想起这些,我就恨死了我自己!人说‘猴手不离笼攀’,我当时怎么就不跟上去呢?等到我把公公送到医院,凶信就送来了。公公身患高血压, 加上舍子之痛,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得像钢刀扎心窝,老人心里吃了亏, 没几天就带着遗憾,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嫂子和杨志刚,还有阿家,一天中午,坐在门前古槐树下乘凉呢,不知从哪里飞来一颗榴弹,方言说:‘门前栽槐,升官发财。’我家三口人,却在古槐下升天了。

“打开窗户说亮话,我来‘凤联’,就是要‘凤联’替我讨还血债,报仇雪恨哩;我来‘凤联’,就是我站错了队,要反戈一击哩!我来‘凤联’,你们却不接纳我,叫我‘女俘’。哪有送上门的‘俘虏’呢?不过,我身份低贱,说话的分量可不轻。我说谁是‘情报员’,不是也是。我说谁不是‘情报员’,是也不是。我要捉尽‘情报员’,打进县城,活捉牛占山父子,报血海深仇!”

我说:“我们虽然是亲戚,但很少走动。我去朱家坪,拉架时见过你一面,后来你就到马车队做饭去了。我这次回来,你改名换姓,容颜的改变, 我就不敢认了!”

“你去朱家坪,我在口镇给马车队做饭哩!”

“你恐怕也不记得我了!”

“我才不呢!我哪里像你‘贵人多忘事’呢! ”

“什么?你认出了我?”

“我早就认出了你,只不过我不想认你而已!”

“为什么?”

“我害怕你阻止我的行为!”

“你怎么对我有戒备心理呢?”

“我也说不明白!只是感觉而已!人是感情动物。很难想象没有观点、没有爱也没有恨的人,究竟是什么人?”

我想把迷途的羔羊,领回羊舍,说:“你一家5个人,都成了派性的牺牲品,你还嫌不够吗?你帮着这派抓那派的人,扩大和制造两派之间的仇恨。你把这些无辜的人,变成了武斗的牺牲品,你觉得好玩吗?你觉得有意思吗?实在不应该啊!”

罗英说:“秀英姐,不,现在应当叫你淑芳姐了。化解矛盾,消除对立情绪是对的!”

魏淑芳说:“什么对的,错的?依了你们的话,难道我的血海深仇就不报了?”

我说:“俗话说:‘冤有头, 债有主。’你现在领上人抓人,难道是抓来的这些人打死了你一家人吗?你没有证据啊!我们唯有促成联合,组成新政权,‘文革’中的案件方能有望审理!”

魏淑芳说: “一家人之仇不报,誓不为人!我没有耐心了!我等不及了!”

罗英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想讲述你恩仇记的故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魏淑芳说: “罗英,你来了,我就知道我要暴露了。”

罗英说:“表兄妹居然不相认,我一肚子好笑。不过,言归正传,话说三月清明那一天,魏淑芳看见母亲服过药睡着了,就想起身上的衣服该洗洗了, 回娘家,没来得及拿换洗衣裳,也不想在衣柜里乱翻,脱下衣裳,把破旧的衣裳穿上,把那双褴褛得不成样子雨鞋穿在脚上,几根脚指头,都露出来了。出于好奇,她拿当姑娘用过的镜子照了照,扑哧笑出声来,心想:‘这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怎么一换装,一个高山俊样就变成了丑八怪?’

“咚咚咚的敲门声, 把她从幽思中惊醒。开门时,她似乎她有点儿心慌意乱。

“一个男孩进门说:‘牛利娃叫你救他哩!他说他和媳妇喝了农药!’

小男孩一直低着头,不敢朝她看,说完话就跑了。

“牛利娃是牛占山的儿子, 是她一个拐弯抹角的亲戚。魏淑芳也没有多想,救人如救火,出门时,她又想起把啥忘记了,但这个念头,在脑海一闪而过。救人要紧,不能耽误。魏淑芳拉着架子车,愣跑,愣踮,进了牛占山的院门,魏淑芳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农药味儿,窑里的空气,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眼睛也被刺激得生疼,泪流不止。牛利娃的媳妇失去了知觉,牛利娃也晕倒了,他对魏淑芳说:‘快拉我媳妇去医院!’

“魏淑芳说:‘那你呢?’

“牛利娃说:‘我不要紧!我喝得少!快,我媳妇快死了!’”

“魏淑芳感觉男孩看她的眼神怪怪的,使她很不自在,就叫男孩叫姜银娃送牛利娃抢救。她制作了肥皂水,命令牛利娃喝下去,牛利娃不喝,她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就乖乖地喝了。她把牛利娃媳妇抱上架子车,看见牛利娃吐了,而姜银娃也拉着车朝这边赶来了。

“于是,她就拉着病人,向医院飞奔。救人如救火,患者的生命,在和死神赛跑哩。她拉着车,无法翻沟过去,绕过去,远了点,但拉得动。好不容易把病人拉到医院门诊部,遇上开饭时间,吃饭的医生和护士们,像猴子似的蹲在地上吃饭哩。她的性子像烈马一样急躁,着急地喊道:‘我拉来一个喝了农药的女人,快救人!’

“她的话没有人注意,但是她的穿戴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那一身诡谲怪异的破烂衣裳,穿在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妇身上,要多么滑稽,有多么滑稽;要多么可笑,有多么可笑。那破烂不堪的黑衣裳,简直就是对女性诱人曲线的劫持。这是精美绝伦的喜剧表演,就是喜剧艺术大师卓别林,也只能甘拜下风。有人调侃说:‘来了个黑衣天使!’

“饭厅里响起的笑声,像山洪般暴发,有人笑得喷饭,有人笑得弯腰,有人笑得肚子疼。

“‘人在事中迷’,魏淑芳不知道人们笑什么,不免有些气愤,她愤愤不平地骂了起来:‘日你妈的!笑啥哩?有啥好笑的?我拉来的人,是叫抢救呢,不是叫笑呢!不抢救人,还笑不够?我寻我表哥院长去呀,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依然没有人肯来抢救,没有人肯听她的话,她义正词严地警告,反而使人们越发叽叽嘎嘎大笑起来。

“魏淑芳气得脸红了,一气之下,叩开了院长的门。院长方明哲是她的表亲,出门抢救病人的时候,说:‘你咋穿得怪怪的,快把你嫂子的衣服和鞋子换上。’

“过了几天, 牛占山的女人骂上门来了,说:‘魏淑芳,我媳妇和儿子,因为观点不同,闹仗喝了农药,你一张乌鸦嘴,鼓唇咋舌,把丑事张扬了一个村子!’

“魏淑芳说:‘你当时没在村里,你咋看见我张扬了一个村子?我咋张扬来?’

“你从村头跑到村尾,把大腿一拍,吆喝道:‘大家快听着,不得了呀,闯大祸啦!牛利娃和媳妇喝农药了!’

“魏淑芳走上前去, 一把揪住牛占山的女人领口, 说:‘谁看见过?抢救人哩,我连旧衣服都忘了换,拉上你媳妇往医院跑,我哪里有闲工夫去喊叫?去拍大腿?’

“牛占山的女人说:‘算了!算了!我说你咋把媳妇拉上跑哩?咋不把利娃拉上跑哩?媳妇没了,她妈五个女子哩!咱利娃是十亩地里一棵庄稼,独根独苗。’

“利娃还灵醒着哩,媳妇昏迷不醒;你说拉谁呀?姜银娃拉着利娃,比我能慢多少?”

“后来,就发生了宋岭血案,魏淑芳的丈夫和公公,遭遇不测。人是牛占山领人抓去的,牛利娃是唯一到县城去过的人,不是他通风报信,还会是谁呢?”

听了罗英讲的故事,这真是冤家路窄。魏淑芳和牛利娃近在咫尺, 为了以防意外,我将防范两人见面的任务,交给了罗英。

晚上,空闲了,我说:“两派积怨日深,他们抓来对方的人,只要不是头头盯得特别紧的,我都放回去了。我对头头说:‘怎么不同观点的人,都成了罪犯了?’别人倒没有说什么,赵俊民说:‘你再问这话了,你应该去问问对方组织!’

“我说:‘要是对方组织也以这话回答我呢?’

“‘你咋净钻牛角尖哩?’

“‘什么钻牛角尖?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哩!’

“‘夺回县城,消灭‘凤指’,暴力夺权,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哩!你放掉的郭育碌,正提着短枪,到处抓人呢!’

“‘谁看见了?’

“‘蝇子飞过去,都有个影子哩!更何况他那么大个人哩!’

“‘我问你:到底谁看见了?’

“他脸一红,说:‘这个嘛,我宁愿告诉别人,也不愿意告诉你!’

“‘为什么?’

“‘如果你一定要我回答,我只回答一句话:因为你不相信我。’

“‘我不相信你?’

“‘是的!你相信我了,我啥话都给你说哩;你不相信我了,我啥话都不给你说!’

“在与赵俊民的谈话中,我才知道这种恶意谣言,有多么大的危害,它混淆视听。我在政宣部会议上,把制止武斗,化解两派矛盾的观点讲了几次,得到了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支持!王宗信不断地对我说:‘你把你的这些观点,和头头们谈谈!’我已经和几个头头谈了,你们也看到了,就连我的表姐魏淑芳,我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收效甚微,她因为失去亲人,格外冲动,你们也要尽力说服她,这个女人不寻常,弄不好会出事的!’”

罗英愁眉苦脸地说:“人说:‘谁把好手往磨眼里塞哩?’你在冒险,你的观点也许是对的,可是这和群众组织的观点分歧太大了,就两派组织来说,对方组织呢,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承情你,本组织呢,弄不好还把你当叛徒内奸收拾哩!”

我说:“这里的情况,你们已经看到了!希望你们马上离开!一旦打起来,女同志就非常危险!”

扎西拉姆说:“走,肯定是要走的。赵俊民给我们安排工作,罗英就回绝了。我们观察几天,一旦发现你有危险,就要把你带走哩!”

到了晚饭时间,扎西拉姆和罗英给魏淑芳打过饭菜,就到后院经管俘虏们吃饭去了。

第十三章 兵临城下

我情绪激动地说:“伟大的诗人雪莱说:‘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为什么要远天远地跑来找你们呢? 因为中央把支左工作交给了你们, 其实就是借助军力稳定社会哩! 这种混乱状态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并不是我要求解散武斗组织,而是武斗队的气数已尽,武斗队的头头扣动了置自己于死地的扳机。我提两条建议:第一条:请军区派部队包围武斗队,解除他们的武装。第二条:请武装部的干部回到原地,坚持中央交给他们‘三支两军’的工作,他们都跑了,那个地方的局面叫谁去稳定呢?”

说话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心里有多么激动,有多么辛酸!

武斗队车队沿着川道,轰隆轰隆北上,在牛山煤矿住了一宿。第二天又向南跑了半天,跑过来绕过去,最后,在酸枣堡驻扎下来了。酸枣堡在军事地理位置上,可谓兵家必争之地。酸枣堡西靠云浓雾密、莽莽苍苍的西山,南、东、北三面被川流不息的凤凰河包围着,犹如天然的护城河。武斗队在西山驻扎了两个连队,居高临下,县城军事异动,都在严密监视之中。酸枣堡和县城一河之隔,屯兵酸枣堡,堵住了县城通往省城的咽喉要道。赵俊民把驻守酸枣堡称之为“困龙出鳖” 的战略部署。

自从屯兵酸枣堡, 县城就再也没有人出来过。可是忽然有一天,从城里出来一个人,大摇大摆地朝酸枣堡走来。这人四十多岁年纪,胖胖的,个头高,面对武斗队的检查,他谈笑自如,面无惧色,大大咧咧地说他要去石桥走亲戚。检查人员对他搜身,想检查出与武斗相关的蛛丝马迹,他们翻腾了他的衣裳口袋,一无所获。正要放行时,有人说:“且慢,叫他把鞋脱了,仔细检查。”

结果,在他的袜子里,搜出一封求助武器的信函。那人顿时就像皮球被扎了一针,软了下来。围观者密不透风,李永年在人群中站着, 我也站着,谁也没有说一句话。

不料,警卫连连长王岳俊,一个四十多岁的大高个儿,从山坡上面急颠颠、气吁吁地跑下来,他边跑边大声怒吼:“叫老任走开!”

我没有在意,以为他喊别人呢,他怒气冲冲地吼道:“叫任芊芊走开!我们抓一个,你放一个!叫任芊芊走开!我们抓一个,你放一个!‘凤指’把我们多少兄弟姐妹杀害了,你却送救生索,成了活菩萨!”

仿佛一个霹雳,打在我头顶上似的,我嗅到了一丝危险的信息。王岳俊是县委通讯员,跟着赵俊民颠前跑后,几乎成了赵俊民的马弁和贴身信镖。我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他们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刀下留人,维护了生命的尊严,也维护了我们组织的正面形象,随便杀人是要以生命偿还的。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们做不起!我愤怒悲怆的心情,难以平息。“我把你祖坟挖了?你还气不打一处来?走路还一闪一闪的,你都不怕从坡上摔下去?你凭什么在稠人广众之中羞辱我! ”郁结在我内心深处的感情, 一下子就迸发出来。我再也憋不住了,非说说不痛快!正当我苦苦寻思,怎样出这口恶气的时候,罗英和扎西拉姆跑来,把我强行拉走了。扎西拉姆说:“古人云:‘欲成大事,必有小忍’。跟那些草莽,有什么话说呢?能讲清楚吗?”

罗英说:“你呀,‘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况且,那些败坏本组织的的人和事,狰狞和丑恶的面目,你能公开讲吗?目前的环境,还不能据理力争,你只能委曲求全。对这个亡命之徒,你要小心呐!”

扎西拉姆说:“叶落知秋,这里潜伏的危险,是无法预测的,它可能比我们想象严重得多,说不定已经到了临界点。你看见那个连长对你大吼大叫,但是你总看不见指挥这个连长的人,是怎样给这个连长交代的。惹不起还躲不起! 咱们不能像鸵鸟有危险了,把头塞进洞里就觉得安全了。”

扎西拉姆发挥着她哲学思维的优势,继续说:“我们不能把问题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在我们看不见的背后,这些人是怎样密谋策划的?我们不知道,并不意味着危险就不存在。犹如空气是存在着,可是谁又能看见空气是什么样子的呢?”

“不怕群众都说是打击报复,但是你总拉不住打人前任澍怀是怎样给老牛说的?”吕秋山也曾经如此说过。为什么扎西拉姆的话和吕秋山的话如此相似?为什么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呢?

罗英说:“形势不容乐观。今日之事,细思极恐.这里就要形成对你的合围之势 ,那些持枪的人跟你过不去!他们对你的嫉妒,比燃烧的烈火还要旺盛。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生怕你会出事。曾经堵过地狱之门的你,就必须迅速远离地狱般的地方。”

经过讨论,大家清醒地意识到:救几个“俘虏”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祸及于身。我说:“如果说那次转移营地是对我的旁敲侧击,那么这一次就是驱逐我的预演!”

罗英悄然落泪。

扎西拉姆说:“我们在这里就要窒息而死,你让我把心提到嗓子眼儿上了,这里危机四伏, 明枪暗箭, 暗流涌动,我们要把你强行带走,倘若你不听劝告的话。”

我倒没有想得这么严重,不过,要离开武斗队,总得有个理由。谁想皇天有眼,“理由”竟然送上门来了,这真是“无巧不成书”。这天,在回办公室的路上,王有春给我讲故事,讲到兴奋处,王有春手舞足蹈,连说带比划,一拳打过来,把我的眼镜打碎了。我是个近视眼,从小就戴眼镜。去西安配镜是个绝无仅有的理由。赵振华听了,就同意了,他着人拿来1000元钱。说:“你早就应该离开了,你留在这里,也是大材小用。配了眼镜,你就不用回来了,留在西安,给咱们搞些武器吧。”

我的心情复杂极了,个中酸楚,一言难尽。我为头头慷慨大方而感动,我也为自己无法回报头头的盛情而惴惴不安。我更为头头陷入死心塌地的不归路而万分痛心。当他一边拿钱,又一边要我搞武器的时候,我就感到这些钱不干净,至少染指了武斗的血雨腥风。“行路有时渴,不饮盗泉水。”沈德谮的诗句,涌上心头,我无比冲动地说:“仗还没有打够吗?为什么总是想着打仗呢?振华大哥,你有没有想过:武斗给人民带来了多少痛苦和灾难?再说,我毕竟没有搞武器的能力,纵使有这个能力,恐怕武器还没有运出西安,就被省革命委员会和军方没收了。我还是那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无论如何,到了闭门思过,挽救我们组织和挽救我们自己的时候了。临别赠言,请大哥三思!”

我因为没有接受搞武器的重托,只接受30元。赵振华焦躁起来,说:“咱们姑且撇开武器不谈。你是为劝说我而回来的,而罗英和扎西拉姆又与你同行,30元钱怎么够用呢?无论如何,你得带上500元。”

两人推来让去,最后我收了100元。我刚把钱装到口袋里,赵俊民忽然走了进来,他把手伸给我,说:“我也是刚听说你要去西安,也不是专门派车送你,正好总部要到阎王沟拉几头肥猪,去的时候叫车把你送到东风渡,走过桥,你就出了县界了。”

我说:“那好啊,不过,我们是三个人啊!”

赵俊民笑着说:“哎呀,谁不知道你带了两个女保镖!”

赵振华没说话,他摘下帽子,用异样的眼神瞅着我,我看见他对我摇了摇头。我非常困惑,捉摸不透他那异样的眼睛究竟暗示着什么?

一辆汽车,在关中大峡谷狂奔着,沿途的山、水和树木,似乎都对这辆汽车很害怕,唯恐避之不及,纷纷向车后躲闪着。站在车上的我摇摇晃晃,罗英和扎西拉姆在我的身边站着。我紧张极了,似乎有什么大事就要发生了。一阵急风从耳边呼啦啦刮过,倾盆大雨,突如其来,人淋得落汤鸡似的。后来, 风住了,雨停了,云散了,天也亮了,东方露出了太阳的半边脸,万山寂静无声。汽车似乎也停了下来,可是突然传来雷鸣般的吼声:“叫老任下车,叫任芊芊下车!”

这吼声,在山谷中发出了经久不息的回音。

我忽然看见一个张着血盆大口,长相比魔鬼还要吓人的怪物,提着一把手枪,拦住了去路,我大吃一惊,说:“听声音,你分明就是辱骂我的王岳俊,但是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怪吓人的!”

“我现在在阎王爷帐下听令,会有好看的面孔叫你看吗?”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阎王沟!我等候你多时了!”

“赵俊民不是叫送到东风渡吗,怎么阎王沟就叫下车呢?”

“赵俊民夺了阎王爷的权,掌管所有人的生死命脉,他让我执行的一号命令,就是来取你的性命。下车吧!阎王沟就是你马革裹尸、肝脑涂地的地方!”

“我不要在这里下车,这个地名不吉利!”

“死到临头了,还想吉利!想得倒美!你吉利了,我们就倒霉了。你到西安告我们的刁状,我们能吉利吗?下车吧,我王岳俊送人送到家,就在阎王沟送你上路吧!两个女保镖也下来,把这些钱拿上,买副上好的棺材,给他收尸去吧!钱不少,厚葬也足够了!”

我跳下车朝着阎王沟拼命逃去,身后飞来了呼啸的子弹……

我感觉栽倒在厚厚的青草地上,想着自己死了, 但弄不清子弹打到哪里了,我在自己身上摸来摸去,找不到流血的伤口。

后来,我看见罗英和扎西拉姆,拿着白色的花圈朝我走来,她们哭泣着,几个人抬着一副沉重的黑棺材。

“不要,我不要!我还没有死呢!”但是,无论我怎样撕心裂肺地哭喊,她们似乎听不见。而那几个男人,不容分说,强行把我往棺材里面塞。我挣扎着,挣扎着,把身边睡觉的人都惊醒了。当惊恐万状的我弄明白这原来是一场噩梦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为什么人能够记住梦? 因为梦比现实更逼真、更可怕。而这个噩梦,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谁也看不透天意,后来发生的事,或许就是天意。第二天凌晨,赵俊民打发人来说:“送你们的车延误了,明天一定发车,你们就等着吧!”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上帝为什么要给不相信他的人托梦呢?这个噩梦使我对自己的信念动摇了。我弄不明白:这是不是神明在冥冥之中的暗示?上帝托梦,更使我感到要逃命就要当机立断、断断不可错失良机。天黑了,我对李永年说:“我明天就要坐车走啦,现在,我到柳老师那里去坐坐!”

随后,在黑蒙蒙的夜幕掩护下,我带着罗英和扎西拉姆仓惶出逃。我这次出逃与其说是上帝托梦,还不如说是赵振华的暗示。我们急匆匆地走进南关沟道,柳老师大约就住在沟道旁边的窑洞里,我站在路边深情地望了一会儿,我想看望一下柳老师,但又不敢耽搁,慌忙带着她们翻山越岭,朝宋岭赶去。我没走大路,走了一条小路。夜很静,大地仿佛睡着了似的。我想起了几年前,我牵着一匹马,和朱家坪杨志成书记,从这条路上走过的情景。只是那时候,我是多么悠闲自在。而现在领着两个女青年,慌得像惊了猎枪的兔子。就连不怀好意的风,也从身后呼啸而来,仿佛是擒获我们的追兵,三人胆战心惊,两腿颤抖。

那天晚上,月明星稀。子夜时分, 我们抵达了宋岭村。夜深了,我没有回家,悄无声息地叩开了姜银娃的家门。我看见姜银娃起床倒是起床了,只见他一只手把着炕沿,一动不动地愣在那儿,看见我他就别过脸去,装作没有看见。王秀兰见状,害怕冷落了我,大呼小叫起来:“芊芊兄弟来了,你还发什么愣呀?没睡醒,还是把人没认下?”

我说:“我知道你来关仓参加武斗,我没有收留你,你记恨我呢!但是我不管你驴脸吊得多长,我叫你弄啥你还得弄啥。别像老牛鞭杆挨了,犁沟走了。”

王秀兰笑出声来,说:“啥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没有吃上军粮,把人气得几天吃不下饭。他说:‘任芊芊咋就那么绝情呢?我对他说的好话,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比黄河还要长。可是他怎么不动心呢?他的眼睛眨也不眨,简直就像不认识我似的。在西北局调查会上,金娃眼睁睁地作伪证,说是叔先打‘黑霜’的,是我——一个叫银娃的小伙子,在会上与金娃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是我——一个叫银娃的小伙子,把我家500元送到县城支持他大看病用。最要命的,我的酸心和委屈,非但没有打动他的心,反而惹得他笑掉大牙。他留我吃饭,我心里暗想着他回心转意了。可吃过饭,他还是要送我走,说:‘你回去吧,你武斗,万一出个事,我怎么给我姜叔和我嫂子交代呢!’话好听,可是好听的话,谁又不会说呢!”

看见姜银娃的态度,以及听了嫂子的话,我已经意识到我们二人之间的误会及矛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但是我的第二感觉告诉我,这些问题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应该缓缓。在这不平静的夜晚,我反复思索着:怎样才能使武斗队土崩瓦解?我对姜银娃说:“今天晚上,你得把我们带出摩天岭。那挂在陡壁上的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非你向导不可。”

姜银娃说:“平生的挫折和不得意,把我的性子磨损得不成样子了,我习惯了被人瞧不起。要是送你的话,说什么都不送。但是这两个姑娘是我带来的,我有责任带她们出去,你只是沾光而已。你不回家看看?”

我说:“说不定人家正在我家里蹲守着捉我呢!为了安全,我们没有走大路,选择了一条弯路。”

这天夜里,没有月亮,四周一片漆黑。她俩怕黑,姜银娃拉着扎西拉姆,我拉着罗英,在挂在悬崖绝壁上的羊肠小道上,跌跌撞撞,摸索前进。爬上陡峭的摩天岭,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恰在此时,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大家坐在那块巨石上休息。

徐徐晨风,比棉絮还要温柔。我长长地出了口气,走下摩天岭就出了县界,总算逃出了虎口。可是跌坐在磐石上的罗英,面容惨白,眼眸中惊色犹存,秀发也有些凌乱,似乎沉浸在噩梦之中。

扎西拉姆安静多了,她按摩了一会儿眼睛,把秀发理了理,俯视着山下莽莽苍苍的远景,过了一会儿,她从背包里掏出了日记本,认真地写着日记。

姜银娃打开了话匣子,说:“任芊芊是块读书的料。老师教过的书,我一点儿也记不住。只有我亲身的经历,想忘也忘不掉。

“我小时候,除了给猪羊寻草、做家务活,再就是浪一下,逛一下。

“我十五岁那年,被派到张家山工地,全社一百多名民工修水渠哩,那里有个神仙洞,一年四季都有水呢,咱这方圆都靠那洞里的水浇地哩。

“ 工地开工了,宋岭村把工地大灶承包了,没人会盘锅头。有人说: ‘别看姜银娃人小,给他家盘的锅头, 烧火利得很。’

“当时,指定曹兴福、宋天命做饭哩,曹兴福说:‘只要娃能盘,就叫娃停在灶房。有麻烦了,娃还能拾掇。’

“牛占山睁大了眼睛,说:‘球大个娃,都成妖精了!还能盘锅头?还能做饭?’

“曹兴福说:‘我看娃拿尺子把锅都量了,盘起来先试验嘛!’

“我把锅台盘好,点火出烟利得很。曹兴福说:‘叔问你,你想在灶房停吗?’

“我说:‘叔,在灶房能吃饱!我停哩!’

“第二天,任奉明书记来了,说:‘灶房的人选好了吗?“曹兴福说:‘真是秤砣虽小,能吊千斤。’别看娃人小,心眼儿灵着哩!能盘锅头。我的意思,叫娃停在灶房里,连烧水带打杂。’

“任奉明说:‘能行嘛!你看小伙子能行,就叫停在灶房。’

“做了几十天饭,我说:‘叔,你两个老者清早就不要起床啦,你们睡到八九点,或者十点起来,不!赶开饭起来都能行。凌晨四点多钟,我起来了,熬下一大锅稀饭,馍,一个人就是三四个,我把馍做好,一笼五十个馍,蒸馍的时候,我就把菜切好了,每人一碟咸菜,或者炒白菜,或者炒萝卜,就行了。’

“我心想咱年轻,多吃苦,也是为了学手艺。那些年吃不饱肚子,人都想做饭哩。我在灶房干了一年,第二年去了,牛占山管灶哩,这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说:‘把银娃裁减了,叫拉架子车去,小伙子嘛!’

“宋天命说:‘去年年底,给牛占山留的油饼,他没有来,咱们吃了,今年来就要裁减人哩。’

“我说:‘叔,那些事我不管,你拿主意!’

“第二天,都十一点钟了,书记在工地上, 听说没有人做饭了,急忙回来,说:‘十二点开饭呢,你们咋还没动弹哩?’

“曹兴福说:‘管灶的牛占山要裁减姜银娃呢,要叫梁红军上灶呢,我二话没说,叫他俩比赛哩,能比过了叫换,比不过了不叫换,结果,不管是完馍,还是切菜,梁红军输得连影儿都没有了。姜银娃切了一盘菜,他连一个萝卜还没有切下,牛占山只是个管灶的,他叫裁减人哩,他算个啥嘛!这事还得你大书记一言为定!”

“‘你不管那些事,你先把早饭做了!’

“‘对!没问题,银娃,你切咸菜去!’

“吃饭的时候,曹兴福对任奉明说:‘书记,我跟你说实话哩,把银娃裁减了,这饭我也不做了。’

“宋天命说:‘我也不做了,背上被子回去呀!’

“有一天,我离开灶房弄啥去了,回来碰到一个民工,这个民工说:‘我刚才看见牛占山把一些馒头塞到锅洞里去了。’

“话刚落点,就听见牛占山大声喊道:‘灶房里人,不给咱们民工吃,把馍藏到锅洞里去啦!’

“我走上前去,说:‘日你妈的,灶房人还藏馍哩?’

“牛占山以为自己块头大,打我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想不到我一拳就把他打倒了,我骑在他身上,打得他鼻子里流血。

“曹兴福说:‘都说‘黑霜’坏得很,今天叫你拾掇了。’

“宋天命说:‘这一下子再也没有人给灶房的人寻事了,看灶房的人吃啥哩!’

“曹兴福说:‘我看你把这歪人一打,消停多了,哪几个人光揭发咱灶房的人吃啥哩?’

“我说:‘打人就要打歪人哩,咱不欺负老好人!’

“打了牛占山,牛占山对我还亲热得不行,说:‘兄弟,喝水,有啥事我帮助你。’

“后来,有一天,他把我挡住了,说:‘听说你练了几年,还一天带练不练的,你打得我浑身疼,到医院看了几回,疼了一个多月了,这还能说你一天带练不练的?’

“我说:‘那年我大在场里练拳哩,我跟在我大屁股后面,鹦鹉学舌哩!我大对我说:‘练武不是为了打人,而是为了防身。’我偷空练,闲了练,忙了就不练了。我一直忙,一直早出晚归,回来就睡觉了,没事了,蹦跶两下。’

“打败牛占山,我感到练功夫的人,和不练功夫的人到底不一样;我越发对练功夫上心了。

“我十七岁的时候,生产队盖饲养室,匠人少,年轻娃没有人敢上架子,曹兴福知道我爱上树,在家里爱弄个啥,爱扎个墙头,盘个锅灶,说:‘银娃,你敢上架子吗?’

“那一年曹兴福当了队长,我说:‘曹队长,我稀里糊涂能上。’

“牛占山说:‘锤子,球大个娃,能做饭,还能当匠人!’

“曹兴福说:‘只要你能弄,咱现在缺少的就是匠人。’

“牛占山说:‘锤子,出力气的活都是我的,光叫我和泥哩,我就当不了匠人啦?’

“曹兴福说:‘只要你能弄!就叫你当匠人哩!’

“我说:‘曹队长,我弄啥都能行,你叫我和泥就和泥,你叫我搬砖就搬砖!’

“曹兴福说:‘叫占山和银娃,都往房上走。各人瓦各人的,叫我把他们的本领见识一下。’

“牛占山上去以后,抹上泥,把瓦只是个摆。

“曹兴福说:‘哎呀,不愧占山嘴能,瓦的房就是好,大家都来参观一下,这瓦的房,水是朝房里流呢,还是朝房外流呢?’

“宋天命说:‘牛大匠人瓦房呢,怎么都不知道水往哪里流呢?’

“魏凤英说:‘就这水平,还不服人。’

“任奉明说:‘都不知道瓦是怎么压茬呢,人家是水朝下流呢,他是水朝上流呢!’

“曹兴福说:‘你看姜银娃怎么瓦房的。虽然十六七岁, 做活真行。再看你做的活,你还犟得跟驴一样,你嘴巧手不巧,你做的活,还得翻工。’

“这一下,牛占山乖乖地和泥去了。

“做沿墙的时候,我当匠人,占山在架子下面撂胡基呢,我在架子上边逮胡基呢。二架本来就高,狗日的撂胡基,往我腿上扔哩,端往上撂,我就能逮住,我说:‘你在这一撂,我就把胡基往下摔呀,’

“他可能想报复我呢, 第二个胡基撂上来,又砸到我腿上了,我气冲牛斗,就直接摔下去了,我说:‘你长本事了,你上来逮来,我给你扔!’

“他可能气不平,心里想着:‘你那么小的娃,站在上边,叫我给你拉下手哩!’

“曹兴福看不下去了,说:‘占山,你往上走,叫银娃给你当下手。你本事大,你往上走,你逮嘛!’

“占山不敢上架,勉强上去了, 也不敢在架子上立起来,曹队长说:‘就这本事,还不服人,你看人家银娃在架上跟在平地上跑呢,银娃给你撂胡基,你不敢接,坐在那里逮住胡基不敢站起来,你看人家怎么当匠人呢?你连墙沿都不敢上,你还不服气人。’

“那一天,我把胡基摔下去了,放在平时,牛占山就要扑上来打我呢,为啥不敢打我呢,还不是领教过我的拳头。那一天, 我的同龄人任金娃说:‘今天,你摔了牛占山两胡基,牛占山都没敢言传!看见你从架子上跳下来,他就慌得六神无主,直往后退缩。’

“我下来说:‘你端往上撂,我就接住了;接不住,你在下边就跑了。你不能往我腿上撂,你斜刺里撂过来,不是打人是弄啥哩?’

“‘怪我!’

“‘不怪你,我还能拿胡基摔你吗?我头一次摔你,你还第二次拿胡基打我,你看咱曹队长怎么撂胡基呢?’

“说实话哩, 我到武斗队寻你, 也不是纯粹就是想吃‘军粮’,混个肚儿圆。兄弟,你是‘隔着门缝瞧人——把人都看扁了。’我再没出息,也不是酒囊饭袋。我是因为你在“凤联”,而任澍怀和牛占山去了“凤指”,就觉得他们是想拉上整个“凤指”的力量来对付你呢,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在我看来,“凤联”与“凤指”的斗争,就是你和任澍怀、牛占山的斗争。这不是我个人的胡思乱想,除非任澍怀、牛占山和你停在同一个组织里,我才‘卖地卖牛娶回个哑巴,无话可说。’哥到“凤联”来,就是想给兄弟帮忙哩!哥不帮你谁帮你?哥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二对一,让兄弟吃亏。我啰啰嗦嗦,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讲我与牛占山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是向你表明牛占山是我手下的败将,我有本领帮助你。牛占山打叔的时候, 我没有出手相救; 那么,他们投奔‘凤指’对付你的时候,我就不能坐视不理、袖手旁观啦!连我大都说:‘去吧,能帮芊芊一把,就帮芊芊一把!我虽然没有在正规部队待过,但是我出身于军人世家,枪又打得准。又是民兵排长,连长也干过,也不怕你笑话,咱是猴子尻子没坐稳,转眼间就下台了。’而你把我拒之门外。我有兴而去,扫兴而归。你嫂子说:‘如今的任芊芊,岂能把你这些‘胡萝卜疙瘩——上不了台盘’的人看在眼里?’”

我没有想到姜银娃的内心世界,是这么偏激, 这么复杂。不过,目前的局势,深不可测,我不可能把他‘坐井观天’的认识水平提高。话说回来,谁又不是坐井观天呢?我们昨夜逃出了虎口,但是我们总不会知道因为我们,昨夜今晨,‘凤联’发生了什么事情?

姜银娃收住了话,扎西拉姆把日记本递过来,我看见她用娟秀的笔迹写道:“我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们摸爬滚打, 跌跌撞撞,终于走出了绝境。我就要回到母校去了,把那个忘不了的人弄回来了, 我开心极了!姜银娃一路喋喋不休,讲着他自己的故事。罗英蜷缩成一团,嘴角哆哆嗦嗦,仿佛被一个噩梦吓着了似的。我知道她有怕黑的毛病,但是四人同行难道还驱遣不了她的恐惧吗?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心理负担呢?我真想对她说:‘你别怕,有我呢!’而任芊芊呢,一直望着远不可及和深不可测的湛蓝的天空发呆,好像想着什么事情。黑夜再长,白天总会到来;寒冬再长,春天总会到来。’晨光初露,旭日东升,凤凰山淡漠的云雾,流向千山万壑之间。整个天空就像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绽开了笑脸。耸入云霄的秦岭,一道道山峰,气势磅礴,威严屹立,简直就是一簇簇支撑着天宫的玉柱。我和大山交流感情,忽然感到我就像小时候坐在妈妈腿上一样舒畅。而我们坐的这块巨石,就像一艘宇宙飞船,驮着我们飞向宇宙,飞向天宫。啊,摩天岭,我心中的岭!你怎么就这么神奇,驮着我们走向未来,走向明天!”

罗英把这篇日记,朗诵得荡气回肠,“吟终意未终”。

大约十点钟,我们终于走下了摩天岭。住在山下的寡妇是绕不过去的。这会儿寡妇正在和几个妇女围着石桌坐着聊天。她想不到却又遇见了我们,寡妇惊喜道:“天呐,我家来贵客了!”

那几个妇女见状,立刻就要散伙回家去,寡妇说:“招呼客人,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你俩去伙房擀臊子面,你俩去瓜园买西瓜,剩下你一个,去我家自留地掰些苞谷棒,回来煮着吃个新鲜。”

我们受到了热情招待,告别的时候,寡妇说:“总算把人找回来了!他从战火的缝隙中逃命,当然归功于这两位姑娘。但是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将来究竟归谁?现在还很难说!这就要看你们的造化和老天爷的安排了。而我呢,简直一言难尽。”

后来,坐上了去渭阳的火车,我就打发姜银娃回去了。

扎西拉姆在日记中写道:“摩天岭这座山和凤凰河一样, 曾经见证过普通老百姓在特殊年代里的苦难,这是历史的见证。姜银娃睁大了迷惘困惑的眼睛,我们如今的处境。以及发生的事情,超出了他的认识和理解。不过这两个挚友,再次见面的时候,俩人的分歧,会变成一肚子笑料。再次相逢,任芊芊肯定憋不住了,这真是‘好戏在后头。’可惜,这种喜剧场面,我再也没机会观赏啦!”

火车到了渭阳,大家困乏无力,多么想美美地睡上一觉。在一家饭店吃了点儿东西。我让她们先走,但是罗英却要看着我坐上客车以后才走,直到我坐上去西安的公交车, 她们还是没有走。站在车下的扎西拉姆,一双秀目不错眼地盯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看得那么入神,那么投入。可罗英没有朝我看,她独立路边,阳光洒在她贴身的军衣上,她一直把头迈向一边,哪怕只看我一眼也没有,仿佛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似的。

我坐车去了西安青年路刘澜涛公馆,省军区支左委员会在那里办公。守门的岗哨说:“下班了,你明天来吧!”

我说:“明天,我可等不起!我是从火线上跑出来的,有紧急情况报告!”

岗哨同意我进去,不料,王岳俊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猛然看见他,我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和那天大声训斥我的态度大相径庭,比久别重逢的亲人还亲,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我那天对你大声嚷嚷,受到了头头严厉的批评。君子有容人之量,你不要和小人计较,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你赔不是呢!……”

我急忙掩饰自己的失态,说:“哎呀,你是什么人,我又是什么人? 你是跟随在头头身边,一声喝到底的警卫连长,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看守员, 哪里敢跟你比呢? 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能受到连长大人的训斥, 我荣幸之至,感激不尽, 哪里还敢跟你计较呢?”

王岳俊说:“别说了,你的话比打我脸还难受。头头要我开车送你西安配镜,将功补过! 不过,我开车的时候,听说你已经走了一个晚上了,头头说你开车撵去,撵上了,能送多远,送多远。走吧, 车就在前边,你要到哪里去?专车伺候。”

我说:“如果你无情无义,怎么会开车撵着送我呢?我前边走, 你后边开着大卡车轰轰隆隆地撵我,这比鲁智深野猪林暗送林冲,还要情真意切。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坐你的车,一块儿配眼镜,一块儿回凤凰县去。不过,你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我把他应付了一番, 乘其不备, 紧走几步, 跨进了大门。

军人们还在办公室忙碌着。有五六个军官。忽然有人叫道:“任芊芊,怎么是你呀!”

我看见了李纪荣同志,他是省军区处理我平反事宜的军官,算得上是熟人啦。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双手把我轻轻地按坐在椅子上。李纪荣是一个大高个儿,浓眉大眼,高高的笔直的鼻梁,张开厚厚的嘴唇,开心地笑着,说:“几个月都没看见你了,你到哪儿去了?前几天,董万华同志还打来长途,关心着你目前的状况。我对他说:‘我们接到你和中央指示,就安排他住到凤凰县武装部,在县医院专心治病。后来,他在西安一家杂志社当编辑,有时候还到我这里来坐坐,和我无话不谈。有一天,他对我说:‘我那一派头头专程来西安找我,要我给他们搞枪支弹药,我拒绝了。那位头头还以进不进革命委员会来威胁我。我表示我不进革命委员会了!’我对他说:‘你做得很对!武器那个东西,千万可不能碰啊!’ 再后来,有很长时间,我没有看见他了。有一天,我还特意跑到他所服务的那个编辑部去看望他,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编辑部的门也锁着。想打听也无法打听。快说说,你跑到哪里去了?让人好悬念呐!”

我讲述了这段时期的特殊经历,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武斗颠覆和改变了一切,两派‘砍刀遇斧头,各不相让。’莎士比亚说得好:‘上帝欲其死亡,必先令其疯狂。’群众组织头头的欲望在膨胀, 他们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甚至自觉地和不自觉地变成了暴君,真以为自己拥有生杀大权,随便一道‘圣旨’,就把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或者几个人拉出去枪毙了。就像俗话说的 ‘朝廷爷剃头,不要王发(法)。’”

我情绪激动地说:“伟大的诗人雪莱说:‘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为什么要远天远地跑来找你们呢? 因为中央把支左工作交给你们, 其实就是借助军力稳定社会哩! 这种混乱状态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并不是我要求解散武斗组织,而是武斗队的气数已尽,武斗队的头头扣动了置自己于死地的扳机。我提两条建议:第一条:请军区派部队包围武斗队,解除他们的武装。第二条:请武装部的干部回到原地,坚持中央交给他们的‘三支两军’的工作,他们都跑了,那个地方的局面叫谁去稳定呢?”

说话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心里有多么激动,有多么辛酸!

李纪荣说:“他们跑到哪里去了?”

我难为情地说:“我怎么回答你呢?我说不知道,那是向你撒谎;我把部长的地址告诉了你们,那么一来,当初,是杨部长的夫人动员我回去制止武斗的;现在又是我要求杨部长回去的。世事怎么就这么现世报呢?这叫什么事呀?”

李纪荣笑着说:“你别着急,我相信你会告诉我们的。”

一个红脸蛋稍微有点儿发胖的军官说:“你想明白了再告诉我们不迟,我们对你充满了信心,几天前的一次会议上,李主任还向我们津津有味地讲述了你的故事。相信你会以大局为重,感情不会淹没理智。”

我踌躇片刻,终于心情沉重地说:“杨部长住在渭阳军分区招待所!”

李纪荣说:“立即向渭阳军分区打电话,命令杨部长连夜赶回凤凰县去,我们也要派部队去,在凤凰县与他会合。”

一切来得迅雷不及掩耳,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乘坐着几十辆军车。警车在前,鸣笛开道,一路呼啸着,向凤凰县驰骋而去。解放军不战而胜,没费一枪一弹,势不两立的两个武斗队,立即土崩瓦解,交械投降。

当我赶到酸枣堡的时候,省军区派遣的部队已经进入了酸枣堡。公路上站满了岗哨,适逢杨卫伟部长也赶到酸枣堡,自行车骑得他满头大汗, 加之当时天气炎热,军帽和军上衣,都搭在车头上。赵俊民急忙迎了上去,接住了杨部长的自行车,他把这件有着领章的军衫,穿在身上。把这个有着军徽的帽子,戴在头上。蓦然变成了一个军人,他骑上了自行车,在公路上得意忘形地行走着。不料被部队岗哨抓了个正着,被当作严重违纪事件,接受调查和批评。我对尴尬的杨部长说:“你委屈一下,我找部队的负责人,给你求个情去!”

部队总部驻在县机械厂里,经过几道岗哨,我找到了部队总部,只见李纪荣急步向我走来,我大吃一惊,说:“怎么来的是你呀?”

李纪荣笑着说:“为什么就不是我呢?有这么一个机会,难道我就不应该到你的家乡来看看吗?”

我把事情说了一下,说:“这毕竟是个低级的错误嘛!你能原谅他吗?”

李纪荣对一个军人说道:“快快有请杨部长!他是我们兵临城下的主角。告诉岗哨别难为他了,什么事情都要大处着眼,不拘小节嘛!”

杨部长来了以后,我说:“你们谈公事吧,我在这里多有不便。我走啦!”

两个人都挽留我,但是我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凤联”开始给武斗人员发放工资,让他们回家。

没有堵地狱门,我将什么都不是。堵了地狱之门,我的身上才有了一点儿人气。我甚至借助军力解除了群众组织的武装,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组织,避免犯更大的错误,我终于请来了救星, 我给谁都没有说,但是王岳俊看见我,马上就别过脸去。看见这个人,我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就要被这个冷冰冰的组织遗弃了。

我当初站队“凤联”,是我住在人武部治病期间,“凤联”司令陈元清同志反复对我做工作的结果,我住的那个客房他没有少来过。当我同意站队以后,他和赵振华一块儿来找我。赵振华高兴地说:“我们代表组织请你出任副司令,希望你能接受!”

我一听,心慌了,说:“别给我晋爵了,我就不是当官的料。”

但是无论我说什么,他们都不肯答应。万般无奈之下,我说:“要是不考虑我的意见,就连根烂,连组织我也不参加了!”

陈元清说:“叫你担任副司令,并非显摆我们这个组织;而是觉得你受过迫害,更应该对你敬重才是!”

见我不肯接受,赵振华说:“不然,你就担任个委员吧!”

我说:“好啊,这个委员,我接受了!”

陈元清叫我领工资去,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接受副司令的头衔,但是我还是委员嘛。不是派人把因武斗而离开组织的人往回叫嘛!怎么清退武斗人员,连我也要清退了呢?这就是现实对我的恶报。我做了什么得罪他们的事情,为什么为他们所不容呢?

我固然和头头的做法和想法背道而驰,但是我这不是和组织作对,我这是挽救组织呢,我这是把滑入深渊的组织往回拖呢。我的力量微乎其微,拉不住这辆滑入深渊的车,请来帮手,有什么不好吗?没有强大的军事压力,烜赫一时的武斗队,能翻船落马、折戟沉沙吗?我冒死堵地狱门,枪下救人,倘若枪毙那么多人,要多少人去抵命呢?归根结底,我还是为了我们组织好嘛!赤子之心,苍天可鉴,功过是非,谁与评说?对有恩之人,你们恨入骨髓。我不想走,并非想捞个一官半职。我还想看看这场运动是怎么收场的。到了该走的时候,我会悄悄离开的。撵走我,什么意思啊?你们当初把我举上云端之巅、现在又把我推了下去。

陈元清呵,要不是我汗流浃背、长途跋涉,摸爬滚打,深夜攀登摩天岭,请来军队解散武斗队,逃亡半年的你敢回来吗?你不感激我也就罢了,怎么还要撵我走呢?当然,真正撵走我的人不是你,你不过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已。

我瞅着陈元清张了张嘴,想说说心里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把冲上喉咙——那一肚子的委屈强咽了回去。我难受极了,我的心像钢针扎,又似滚油浇。我想为自己辩护,但是我的感觉告诉我:无论如何,我都动摇不了他们抛弃我的决心。真理啊, 真理! 您就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 被永远定位在一个多么不合时宜和尴尬的处境里。

陈元清把我几年的工资以及在西安应享受的补助算到一块儿,具体是多少,我当时气糊涂了,不知道是多少,我现在就更弄不清楚了。他让我打领条,我机械地按照他的口述,机械地写了领条,我什么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哭了,我的眼泪把我写的这张领条打湿了。陈元清在上面写了“同意”二字。

但是当上出纳的王岳俊拒绝支付,说:“任芊芊逃离了武斗队,追都追不回来,他不能领工资!”

我本来想说:“我家里很穷, 我还要拿这几年的工资和补助娶媳妇哩!”

陈元清说:“他压根儿就不是来领武斗的工资,他是领在总部工作的工资。”

王岳俊没有搭理陈元清,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呀,并不是我不给你发工资,是因为你走错了地方!”

我没有作声。

“假若你去了‘凤指’,不说工资,奖励也会有的。”

我依然没有作声。

“要领工资嘛,你还有地方可以去嘛!为什么不找部队领工资呢?你不是已经抱上部队的大腿了吗?放着这几条路不走,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陈元清说:“王岳俊同志,我真的弄不明白,你是和任芊芊同志开玩笑, 还是和他过不去?”

我说:“开大卡车追送我的王大哥,怎么会和我过不去呢?他只是担心锅里的米饭稠了卡住我的喉咙而已。”

我知道王岳俊用嘲讽的口吻跟我说话,是对我在省支左委员会门前讽刺他的报复。

陈元清是“凤联”的总负责人,力主为我付工资, 但是我一直心不在焉地注视着他们二人的辩驳,仿佛这些钱和自己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似的。尽管我对进入革命委员会并不太在意,但是一旦被驱逐,未免有些失落感。不给工资,就不给工资!头终究破了,还在乎两斧头吗?陈元清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请我的是他,送我的也是他呢?为什么他像请财神爷一样把我请进了这个组织?为什么他又像送瘟神一样把我送出了这个组织呢?

陈元清和王岳俊展开了激烈的辩驳, 但是他们谁也把谁没有说服。而我呢,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并不意味着我无动于衷。这个时候, 就如同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湖水中, 在我的心头荡起了阵阵涟漪。把我从这个组织驱赶出去恐怕并不简单,不说总部为此事专门开会研究过,至少几个主要头头也在一块儿碰头交换过意见,直白一点来说,当他们知道这一批大兵是我请来的时候,就恨不得一刀子把我捅死,能让我回去就是他们最大的仁慈了,几年的工资是断断不会给我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这就是这个群众组织对我的“恩惠”和回报。呵呵,派性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辜负了我,金子般的心被当成了驴肝肺。可是,纵使我有千条真理万条理由,我能说得出口吗?现在,有弘扬真理的环境和氛围吗?

再说,我跟王岳俊有什么可说的呢? 充其量他也不过是前台表演的木偶,而真正起作用的,站在王岳俊背后的人是看不见的。这就如同树叶及树枝的颤抖和摇摆,明明是风的力量,可是风是看不见的,谁看见过风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并不为陈元清能说服王岳俊而看好,我已经失去了很多,又何必为五斗米而折腰呢?我拂袖而去,保持着自己内心最后一丝尊严。

话说回来,假如在陈元清和王岳俊为我的工资争执的时候,我坚决维权。“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哪怕再次返回来,理直气壮地讨要工资,凭什么不给我工资?讨工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那样,我也就不至于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

武斗队员被解散回家了,但是两派组织的联合工作才刚刚开始,别人都在革命委员会摘取了桂冠,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哪怕武斗队员,钱也赚得盆满锅满。而我呢,落魄江湖,空手而归。我认命了。‘文革’对我来说,我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我虽然没有个人野心,但是总感到有说不出的惆怅和失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真的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 唉,人生嘛,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除了自我安慰,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离开县城前夕,我去跟杨卫伟部长告别,顺便将关仓事件向他做了汇报, 他显得很震惊,说:“我的夫人央求你回凤凰县制止武斗,你赴汤蹈火,枪下救人,真的不辱使命啊!”

“蒙夫人错爱,我没有把赵振华从迷失的深渊里救拔出来,没有完成夫人的重托,有辱使命,罪该万死!” 我非常惭愧地说。

“为了军帽事件,你找部队首长为我求情,真的难为你了!你回家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我说:“与其说我为你求情,还不如说我是为自己赎罪!当初,是你的夫人让我回凤凰县制止武斗,我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关仓事件以后,我逃出了凤凰县,请求省军区派部队来收缴武斗队的武器,有一个军官问你在哪里?我把你的地址告诉了他们。他们就向渭阳军分区打电话,要求你连夜赶回去,和他们在凤凰县汇合。当初,是你的夫人要我回凤凰县的,后来,我又借军区的权力,把你弄回凤凰县;这真是环环相报,谁也看不透老天爷的安排啊!”

“你没有辜负我的夫人的使命。李继荣同志还在机械厂,你去跟他告别一下再走吧!”

我说:“我不想去了!我不想让他为我的潦倒而心酸!尽管进入革命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 但是革命委员会没有我,这出乎人们的意料,我也因此而会受到歧视。”

第三部 余波荡漾

第一章 大地园林梦

人的命运宛如大海中的扁舟,跌宕起伏,变幻莫测。有时候,可能被海浪推上巅峰;也有时候,被海浪抛入谷底。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我又回到农村劳动。好在我把功名前途视如粪土,曾经的风起云涌、大红大紫也不过是过眼云烟。就连“文革”以前耕读小学教师的职业,也丢得连影子都没有了。

“水到尽头是瀑布,人到绝境是重生。”“凤联” 不留人,自有留人处。重新担任宋岭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任奉明收留了我,说:“只要你不嫌弃老哥这庙门小,就跟着老哥在村革命委员会干吧!”

我鼓动任奉明发展林场和果园,任奉明有些迟疑,他觉得大队拿不出买树苗的钱,而我和曹仁去三原采购树苗,苗圃里的树苗也卖空了。当天晚上,住的客店房子是竹席搭的顶棚,隔房不隔音,夜深了,隔壁房子唉声叹气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二天,得知他们是辽宁省人,发来两车皮苹果树苗,堆积火车站,找不下买主。眼看清明节逼近,担心气温回升,树苗腐烂,愁得夜不成眠。一个黑脸老汉说:“我村里一对孤寡老人,别人问他:‘你几个儿子?’ 他说:‘我两个儿子!’原来,老人把院子里的两棵苹果树称为儿子,说这两棵树儿子养活他们哩。 ”

我给时任凤凰县革命委员会生产组长孔怀亮打电话说了这件事情,他说:“这些树苗,咱县上全要了。你到三原运输公司雇车拉到县林业站。”我和曹仁坐着最后一辆拉运树苗的汽车,到了林业站,我看见院子里堆满了树苗。孔怀亮握着我的手,说:“你给咱咱县上办了一件大事。把这车树苗登记一下,直接拉回你们大队去。县上掏钱,你们栽树,也是国家对你们的支持!”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想不到我们大队发展果树的资金困难问题,孔组长一句话就解决了。孔怀亮依旧穿着他那件不知道穿了多少年的毛呢黑色外套, 结实的身体,粗糙的面颊,刀刻斧凿一般。浓眉大眼,依然如故,但是总的说来,今不如昔,苍老了许多。

这年秋天,来了一批插队的知识青年。六队分了五个女知识青年, 罗英也在其中。建造房屋来不及,队长任金娃领着十几个社员,将桃树坡靠近塬畔的两孔废弃的窑洞,拾掇整修了一下,两孔窑洞安上了门窗,一个做宿舍,一个做灶窑。这是个独庄子, 坡顶是一座废弃的砖瓦窑。 从砖瓦窑转过去,下一个坡就到了“知青”之家,离村子有点儿远。罗英是“知青”之家的负责人,我很少到知青窑洞去找她,走到砖瓦窑就止步了。

但是,女“知青”到我家没少去过。我有许多藏书,罗英常常到家里看书。

收麦子的时候,罗英腰弯得难受,站起来伸伸腰。罗英说:“手上没劲,割麦子跟不上趟儿,十分吃力!”

我说:“用孔夫子的话来说, 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民间的话来说,就是‘人利不如家具利’。收工了,你把刃子给我。我给你磨砺,就好割了!” 后来,下了工,罗英就把刃子从镰上卸下来,交给我。罗英说:“刃子磨砺了,省力气多了。”

我看见几个女孩子手上磨起了水泡,委屈得背过人直掉眼泪。给罗英磨刃子, 顺便连她们的刃子也磨了。

粮食入库扛袋子,我身单力薄, 扛不起来。罗英跑过来,给我搊装子。除了罗英,从来没有人给我搊过装子。平时,我身上哪儿有尘土了,罗英就替我拍打。女知青轮流下河挑水,轮到罗英了,我就替她挑水。我知道拐过几个弯,她都操心着哩。我把水挑回去,罗英就把水担接过去,靠在门背后,把毛巾递过来。说:“你擦擦汗,以后不要再担了!”

我说:“塬上窖水都干了,不担你吃啥呢?”

她淡淡地笑了一下, 笑里潜伏着多少无奈和哀伤。

有一次,我和罗英拉着一车麦子,走到半路上,大雨突如其来,雨点儿爆竹似的响成了一片。我说:“赶紧拉,前面就是砖瓦窑。”

罗英说:“砖瓦窑在知青窑洞上面,我还没有进去过。”

我说:“只要能躲雨就求之不得了!”

在砖瓦窑里,我看见罗英淋得像落汤鸡似的,浑身发抖。看着她那双楚楚可怜的眼睛,我想把她抱在怀里,给她暖暖身子。但是,我不敢。

罗英说:“我因为爱读书,把你的藏书窑洞称为‘洞天福地’。我特别爱读你珍藏的《西厢记》、《石头记》以及《静静的顿河》,带回去大家又抢着看。可是雨天或者农闲时间,我去你家看书,尻子还没坐热,你大就下逐客令了。”

罗英婀娜轻柔、亭亭玉立的身段是多么可爱;从头上到脚下,曲线完美,让人怦然心动。农村的女孩子穿的衣服总不合身,简直就是把一只口袋披在身上。唉,没有可比性啊!

或许罗英看见我对她的话没有反应,就笑容可掬地说:“叔害怕什么呢?害怕我这个大姑娘,抢走他的小伙子吗?”

我腼腆得像个大姑娘,说:“我这野小子,怎么能和圣洁的仙女匹配呢?”

说这话的时候,我想起了大对我说的话:“那一年,她和扎西拉姆一块儿来家里,我倒对那个藏族姑娘,抱有一线希望。军长的千金,不是你小子可以奢望的。你就是搭着梯子也攀登不上啊!”

大受过何等高人的指点,怎么就一下子看透了儿子终身大事的玄机。

罗英说:“你别说匹配不匹配,你择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俩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我感到少男少女独处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有那么几天,“知青”回家去了,就剩下罗英了。一个人晚上住在“知青”窑洞害怕哩。但是她也不能回家去住,“知青”们把看守宿舍的重任交给她了。罗英哀求我给她做伴。

“咱们孤男寡女,我害怕呢!”

“我不怕,咱们清清白白,啥事都没有。谁说啥呀?就是把我抓去,我也不害怕。”

听了这话,我才有了点儿胆量。我取了步枪和手电,我是民兵排长, 配有步枪。走进知青窑洞。我说:“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心里暓乱得很。到你这儿来,腿有千斤重。我想了很多,这事传出去,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我们想瞒哄人,但是苍蝇飞过去都有踪影哩。我陪你一坐会儿,不敢久停,害怕时间长了会出事儿。”

“我叫你给我做伴,是我对你的信任,也是你的幸运。再说,怕啥哩?咱们走得端,行得正!咱们同屋不同床。谁又能说什么呢?”

“那不行!唾沫星子淹死人哩!这事叫人知道了,我就没脸见人了!”

我想起每逢罗英来了,大总显得瞅眉睕眼的样子,说:“你赶紧把罗英送回去!”

我知道大对少男少女的接触,担惊受怕哩。我说:“李照被逮了!”

“李照是公社“知青”办主任,诱奸女知青,法律惩处是应该的。这里除了我就是你,你不做伴谁做伴?你怎么能忍心把我撂在这荒凉的孤窑里呢?我为什么不叫别的女孩子做伴呢,还不是因为我们走得最近吗?况且,即使出了事,那也是感情超越了法律,《伤逝》里的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退一步来说,即使要负责,我宁可自己负,也不会让你负。怎么?你害怕了?想回去了?”

说话的时候,娇羞的红晕,涌上她的脸蛋儿,说这像熟透了的苹果,但是苹果哪里有这样醉人的仙姿玉貌?

“我是不回去的,我想睡得离你远点儿!”

“你想睡到灶房去?”

“比灶房还要远点儿!”

“你到底要睡到哪里去呢?”

“我睡到砖瓦窑去,假若有人要干坏事,砖瓦窑是必经之地,我在哪里就把他收拾了。好啦,我走啦!”

我背着步枪,抱着罗英的被褥,罗英拿了块油布、枕头和笤扫。两个人,一个打着手电照亮,另一个在砖瓦窑里打扫出一块干净的地方,铺上油布,再把被褥放上去。

罗英把我安置好,就朝知青窑洞走下去了。那天晚上,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黑夜无边无沿,我不放心她一个人走下去。但是,当我把她送到知青之家,她又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去,又把我送上来。这一夜,我把她送下去,她把我送上来,后来我们的手,是什么时候拉到一起的,我们不知道。究竟送了对方多少趟,我们也不知道。我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了,我第一次感到世界是这么美好,就连坡路也多了几许柔情蜜意,踏上去软绵绵的。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被罗英那软绵绵的手融化了,感觉到整个桃树坡的空气,充满了甜蜜的爱情的气息。这个夜晚是属于我们的,我们送来和送去,送走了黑夜,迎来了黎明。

第二天晚上,两个人都乏了,早早地睡了。到了半夜,有人往知青院子撂土哩,被惊醒的罗英,大声喊道:“谁弄啥哩?”

听见喊声,我朝天空放了一枪,就听见有人逃跑的脚步声。天亮以后, 我起来走出砖瓦窑, 俯视知青窑洞,看见罗英在院子里活动身体哩,我就将被褥送了下去。山坡土路两边,密密麻麻的洋槐树都落叶了,路上铺了一层厚厚的树叶,脚踏上去软乎乎的。罗英接过被褥,放回窑洞,手里拿着一件衣服,说:“现在,才交上十一月,风就冷飕飕的。你把我的棉袄穿上,这件棉衣除了马小红,没人见过。”

后来,正应了那句俗话:“麻绳易从细处断。”我走到砖瓦窑那儿,偏偏和回来的马小红撞了个满怀,我躲闪不及,说:“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马小红说:“我搭了个顺车。”

我忽然看见马小红笑弯了腰,我知道是罗英的棉袄泄露了秘密,马小红是出了名的辣妹子,我不由得一阵脸红。

马小红笑着说:“芊芊哥,你别紧张!我再泼辣,我都不会跟你说笑话的。嘲讽挖苦,有另外一个人呢,我会说出好听的话,一朵鲜艳夺目的花朵,究竟被谁摘了?不如实招来,看我怎么收拾她?”

她想歪了,我想解释又怕弄巧成拙。这真是乐极生悲。这一天,我的心突突直跳,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后来,曹仁来家里说,县上派人调查昨晚的枪声。罗英怎样遣词措意、力排众议? 而辣妹子是怎样审问罗英的?会不会落井下石? 思来想去. 我就像大祸临头那样惊慌。

“官断十条路,九条人不知。”想不到,我因祸得福,调查组认为:我为女知青站岗放哨,值得表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程牧歌还奖给了我一个招工指标,但是我没有接受。

这年秋天,村里来了几个下放干部,任奉明安排他们住在牛占山家里。 偶一为之,铸成大错,埋下了颠覆村革命委员会的祸根。下放干部似乎对栽植果树不大感兴趣。

有一天,我拉着架子车从田野往回走,白志孝朝我跑了过来,这人外号叫黑地, 面目黑得像个非洲人。五十多岁了。激动地说:“贺书记当了专署粮食局局长,我找他给我儿子安排了工作。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说:‘你来了,任芊芊怎么没有来?是他护送我逃离了凤凰县。’”

我说:“贺书记还记得这些事?”

白志孝说:“怎么会不记得呢?贺书记说你对他有救命之恩。我和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充其量就是搭上了你的顺风车。贺书记给你平反的时候,饭派到我家里,我给他做了荞面饸饹。贺书记说:‘你捎个信儿,叫任芊芊到这里来安排工作。’”

除了贺书记和程主任,向我伸出橄榄枝的,还有杨卫伟部长,在他女儿被招工的家庭宴席上,他把我推荐给省印染厂的招工人员,要我即刻进入工厂。也许他看见我有些畏难情绪,说:“说实话哩,这么远的,我把你找来不光是叫你陪同招工人员吃饭,而是要解决你的工作问题哩。要不是我的干女儿把你的工作问题千叮咛万嘱咐,我才懒得管呢!我干女儿说:‘阿爸,我毕业就要回藏工作,咱们就相隔千山万水,连再次见面的机会恐怕都没有了。为任芊芊解决工作问题,女儿就拜托阿爸了!’我给工厂同志都讲好了!”

在这样的场景中,我不由想起罗英对我说的话:“你工作去的时候,一定要把我带上,只要在你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

“ 七子山阴谁独秀,龙门跳出是真龙。”这些跳出龙门的机会,本来就是上帝给我的机会——未能进入革命委员会失意的一个弥补。但是我怎么统统没有抓住呢?这恐怕是我梦想着实现“花果山水帘洞”,即在一个生产大队首先创造出一个人类与动物与植物和谐相处的典范。我想把宋岭大队引上一条繁荣昌盛的生态正道。事业才刚刚起步,我怎能忍心丢下而不管呢?

我那时候正和社员群众一起,把苹果树苗栽植到村西沟坡一层层梯田上去,年轻人是充满幻想的年代,当我挥汗如雨挖掘出一个个树坑的时候,当我小心翼翼地插上苹果树苗的时候,当我给树苗培土和浇灌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个美丽的花果山,那压弯枝头的黄元帅和清香扑鼻的青香蕉苹果,还有那黄灯金灿灿的梨,还有那像红玛瑙似的不咬上一口都使人心醉的大红枣儿,还有拳头大的桃子,熟透了的红杏……

“文革”中,贺书记有多少趣闻轶事,县委书记与放羊娃的故事,广为流传。话说那一天西山的太阳只有一竿多高了,开完批斗会的贺书记,回县城因贪图路近,走了一段翻山的小路,到了杏林山,又饥又渴。荒凉的山上空空荡荡,一个人影也没有。他在一棵结满红杏树下的石头上坐下, 受到红杏香甜气味的诱惑,越发感到饥渴难忍,本来想歇歇脚再走。想不到被几个放羊娃发现了,他们跑过来,举起小拳头,高声呼喊:“打倒贺书记!”虽然只是几个毛孩子,却让贺书记吃惊不小。一阵惊慌过后,贺书记调整了一下心态,心里感到很可笑。“文革”居然连乳犊也动员起来啦,居然也要在荒山野林为自己开起批判会来了。他笑着对一个八九岁、黑不溜秋、头发乱得像喜鹊窝的小孩子说道:“你怎么认得我就是贺书记呢?有没有搞错啊?”

那个小孩子说:“我们大队和宋岭大队,只隔了一道山梁。你给任芊芊平反的时候,我天天跑去看热闹。你在台上站着,我在台下站着,一看一大晌,就是把你烧成灰,我也认识。”

贺书记说:“小朋友,如此说来,咱们是老熟人啦!”

“谁说不是呢?”

“你为什么不上学呢?”

“我大和我妈死得早,我哥说把你养大不容易,还上什么学呢!”

“小朋友,假如能够的话,帮助我讨碗水喝!我喉咙里直冒烟。”

“别说喝水,饭都给你吃呢!可这山上一户人家也没有!要解渴,也只有杏子啦”

“那是谁家的树?能随便吃吗?”

“无主红杏满山坡,任你吃来任你尝。”

“小朋友,你还会作诗?”

“我哪里会作什么诗呢,这是任芊芊作的,我只记得这两句。”

眨眼间放羊娃就上了杏树。这真是沧海桑田,瞬息万变,野杏树下的批判会变成了野杏宴。

“文革”中发生的事情,贺书记多半都记不起来了,但是风味独特的野杏宴,怎么也忘不了。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像一粒黄豆大的酵母,使面粉膨胀起来。“文革”结束以后,贺书记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一辆小车把放羊娃接到城里去了。放羊娃先是被送去学习文化课,后来又当上了机关的通信员。

有一天, 任奉明通知我说:“公社革命委员会派人来说,县革命委员会打电话让你去一下!”

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程牧歌和副主任杨卫伟二人,亲自接待了我。他俩亲耳聆听了我对关仓事件的叙述。程牧歌说:“我们只有追根溯源,才能掌握官仓事件的内幕。”

杨卫伟说:“破获关仓血案, 如同抽丝剥茧。我们从你这里了解,是谁提人的;再从提人的那里,了解是谁开枪打人的;再从开枪打人的那里,了解是谁下命令叫打的。只有通过这一系列调查,才能居高临下,鸟瞰关仓血案的全貌。”

谈话的时候,他们把门关上,显得很神秘。这或许因为群众组织的头头,还在县革命委员会担任要职的缘故。

回到村子,任奉明说:“你到县里去了,公社来人拿着盖着公社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公函,要求大队揪斗你,说你在关仓有八条人命哩!我说:‘你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我知道他救了八个人,而不是有八个人命案哩,他有八个人命案,县上早就把他拾掇了,还能轮到你们公社动手吗?’”

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这就是现实的恶报”

后来,我又被调回学校教书。有一天,在学校操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我发了言,走下主席台,罗英笑吟吟地向我走来,说:“任老师,你的讲演太好啦,你描述的大地园林化,五色斑斓,有无限生机,让我学习学习!”

罗英去县农科所学习果树修剪技术以后,几个月没见了,她那乌黑的眼睛和洁白的牙齿,使我对她有了焕然一新的感觉。我说:“咱们还是直呼其名吧!你不要改变称呼。什么老师呀,什么学习呀,我那两下子你还不知道吗?”

我的发言,对果树发展充满了无限憧憬,引起罗英浓厚的兴趣。谈起这方面的话题,罗英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了火一般的热情。

春节逼近,罗英要去翠华山外婆家过年。作家秦风被下放到勉县农村,回西安时,发电报邀请我去他家过年聚会。罗英动身时,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一定去她外婆家。

我在西安期间,有一天从外边回来,秦风说:“罗英到这里来找你,她要你到她外婆家里去。我看见她对你挺有意思,就给你买了礼物,你明天就去吧。”

第二天.我冒着寒风,搭上了去翠华山的客车。快到终点时,坐在前排座位的我,老远看见一个女子站在路边,她头上红艳艳的围巾格外惹眼。我心想着会不会是罗英呢?车到跟前,果真是她, 她招手叫客车停下,喊道:“任芊芊,下车!”

我受到罗英外婆一家人热情接待。罗英的外婆,少说也有八十多岁了,高个儿,腰稍微有点儿弯曲,虽然鬓发苍白,但是老人家的容颜,显得很健康。

饭菜很丰盛。晚上,罗英把我安排在她那小巧玲珑、环境舒适的闺房里休息,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罗英说:“我听柳老师说,你搜集民间故事哩!翠华山凄婉动人的传说,你听过吗?翠华山是以一个姑娘的名字命名的,你知道吗?”

“快讲给我听听!”

“话说很久以前,泾阳县有个叫金翠花的姑娘,心灵手巧,美丽出众,她与潘郎,青梅竹马,两人产生了爱慕之心。翠花姑娘父母早逝,住在哥哥家里。由于长得心疼,被咸阳县一个姓王的财主看上了,王财主重金下聘,要纳翠花姑娘为妾。眼看婚期将至,翠花姑娘不为荣华富贵动心,她一心向往着与潘郎过上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她起早贪黑,一心一意地纺着她红丝线。有一天夜里,翠花姑娘抱着她的红线团,来到潘郎门前,正欲敲门,突然狗在狂吠,又不见潘郎出来。于是,翠花姑娘就把红线团的一头,拴在潘郎门前的枣树上,她抱着抽不尽的红线团,朝南跑去,她边跑边把红线团拉开,这条红线,是她给潘郎留的路标。

“翠花姑娘直奔太乙山,藏在山间湖畔之间,等候潘郎。但是翠花姑娘始终没有盼来潘郎,却被其兄韩玉找了个正着。原来韩玉见妹妹失踪了,到处寻找。就在他像猴子吃了大蒜似的,辣得挠屁股打转转的时候,他的妻子,怀疑小姑子藏在潘郎家中,三番五次来到潘郎家里侦探。虽然没有找到小姑子,却在无意之中,发现潘郎门前一棵树上,拴着一根无限长的红线。仔细辨认,红线正是妹妹纺织的。因为妹妹逃走了,韩玉无法向王财主交代,听妻子这么一说,韩玉就急忙追去,是这条红线把他引到了太乙山。

“韩玉向山里一个打柴人,打听妹妹的去向,打柴人说他见到一位仙女,头戴山花,身披女萝,绿叶遮面,不露红颜,倒跟韩玉说的翠花姑娘有点儿相似。韩玉急忙爬上太乙山寻找,果然看见妹妹坐在石洞旁边。他正要上前扯住妹妹的手,只听霹雳一声,地动山摇,水流成泉,山景骤变,天乐响起,天仙出现,在仙女们的陪伴下,翠花姑娘架着祥云,冉冉升空。‘云从玉案峰头起,雨自金华洞中来。’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披星戴月,赶到太乙山来。烧香、祈祷,追求爱情的忠贞。

“为了纪念这位反抗封建礼教的翠花姑娘,人们将太乙山改名为翠华山,在天池湖畔建立了翠华宫,雕刻了翠花姑娘汉白玉雕像。遗址依稀可见。上翠华山的游览者,多半都是为了瞻仰这位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翠华姑娘。”

讲完故事,罗英激动得泪流满面,仿佛在讲述着自己亲身经历那么投入。她虽然没有讲述潘郎,但也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后来,她去外婆屋子里休息了。

光阴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罗英讲述翠华姑娘的传说,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回头看,这有什么寓意呢? 这是不是上帝在冥冥之中的安排呢?

我心里充满了爱情的甜蜜和幸福。美从何处来?美是从内心而向外溢出来的。罗英,一个如花似玉、亭亭玉立的妙龄处女,借翠花姑娘的传说,向我诉说珍藏已久的爱情。而我呢,耳目通力合作,这真是“灯前观美女,愈加娇媚。”

这天晚上,夜深了,灯熄了。但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为一个女孩子兴奋得失眠了。

第二天,尽管没有下雪, 但去翠华山罗英还是带了登山鞋和登山杖,上山的时候,我们把换下来的鞋,寄放在路边一个小店里。

“小心,山路滑得很。” 罗英汗流不止,娇喘吁吁,边说话边把手伸过来。

那时候的我,被秀媚的风景迷惑得如醉如痴,居然一点儿也没有注意罗英的手。我抬头望,火红的朝霞映银山。低头看,密麻麻的冰凌,像银帘子一样,挂在山崖沿上。天池湖面,结了一层厚厚的水晶般透明的冰,为了游客的安全. 岸边悬挂着禁止滑冰的横幅。

后来, 当我握住罗英嫩笋般的手, 就再也舍不得丢开。得到了这只白嫩的纤纤玉手,我就像得到了整个大千世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罗英心里恐怕也很不平静,那顿时像晚霞一样羞红的脸,那泛起的红晕,使她的圆脸蛋儿显得那么绯红、娇艳和妩媚。我心里猴急猴急的,想亲亲她那美得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脸。

我们走累了,在一个能坐一个人的石头上,罗英把她的提包里唯一的一张报纸铺在上面,她让我坐下。她除了坐在我的怀里就别无选择了。女孩子是爱情的化身,女孩子恋爱的心机和智慧要比男孩子高很多。但是我是个胆小鬼,有贼心没贼胆。好端端的一个机会,怎么就失去了呢?后来,我除了岩浆般炽热的感情, 就再也没有实际行动了, 哪怕只有一点点。

再后来,在一块石头上,她为我铺好报纸,她把手提包垫在石头上坐下。直到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望着她那一双柔情似水的眼睛,以及欲言又止的鲜红的嘴唇, 觉得拥抱她又是一个千年等一回的机会,但是我胆小,不敢越轨而动。

俗话说:“下雪不冷消雪冷。”这天,虽然没下雪,凉飕飕的寒风阵阵吹来,人冻得就像掉进了冰窟窿一样。但是为爱情火焰而燃烧的我,不亲亲她那像婴儿一样鲜嫩的嘴唇儿,怎么也不甘心啊!但是当我把她引领到一个又一个无人的小树林里或者山坳里,最终都没有如愿以偿。我心心念念想拥抱她,亲亲她。但又害怕亵渎了女神。后来,我对罗英说:“我们什么时候重游翠华山呢?”

“跟你游翠华山有什么意思呢?” 说这话的时候,罗英的小嘴撅得像一朵喇叭花。

是不是她也和我一样,渴望着那美妙神奇的一刻?后来,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我说:“有时候我实在克制不住感情,但又害怕难为了你。”

两朵红云,飞上了罗英的脸颊,说:“我也很高兴,你敢要,我就敢给你。伊萨可夫斯基说:‘爱情,这不是一颗心去敲打另一颗心,而是两颗心共同撞击的火花。’”

在她的鼓励和默许下,我得到了姑娘的初吻,我的心在颤抖,但是我欲罢不能,她喃喃地说:“我把我能给的都给了你,你还不满足吗?”

我说:“红尘贪恋不是罪,人生有酸甜苦辣,也有悲哀委屈,也有狂飙烈火般的愤怒,也有胸口像压了块大磨盘似的忧愁,也有危在旦夕的绝境,也有甜蜜的爱情。爱情是个无底洞,总感觉一辈子都抱不够。罗英啊,你让我怎样才能够满足呢?”

我意气风发,代表宋岭大队,到县上参加林业会议,孔怀亮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要我把苹果树栽到沟坡,作为经验在大会上介绍,他说:“宋岭大队果树上山下沟,不与粮棉争地的经验值得推广!”

有一天,孔怀亮兴冲冲地来到代表住处找我,说:“县园林场的核桃树苗,白送给生产队,看你们要多少?”

我说:“你能给我们多少?我们就要多少!”

“五千够不够?或者一万够不够?”

我说:“那就一万吧!”

孔怀亮无限感慨地说:“‘文革’把什么都耽搁了,这些核桃树苗,也耽搁成老树了。”

坐了一会儿,孔怀亮说:“瞧,我把一件重要的事情都忘了,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省农业厅给咱县分配了几百棵矮化核桃树苗,不然的话,就把这个示范基地放在你们大队吧!”

我说:“孔书记,恕我直言,在昨天的小组讨论会上,我就对核桃树矮化提出了质疑,我说不要对大自然的物种下手,不要以人的意志和愿望去改造它们。人应该适应环境,而不是要求环境适应人。核桃树嘛,它长多高就长多高,这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生存权利。为了便于采果,就去矮化它,可是因为被矮化,果实的品质有没有被改造和下降了呢?有没有人思索过这个问题呢?大约从1963年开始,我国的媒体,就开始狂热地宣传杂交,而我们祖先遗传下来的群众选种工程,受到了压制乃至遗忘。可惜,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早在1926年伟大的法国作家纪德就在他的长篇小说《伪币制造者》一书中说:“杂交的结果不及选种的好”(注释:见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26卷第60页)。杂交又不能留种,我真的就想不明白:我国的媒体为什么要把早在37年前就被否定了的杂交吹上天呢?归顺自然,我们就会守住一切。妄权操纵自然,我们就会失去一切。”

孔怀亮说:“我回去,让办公室给回个电话,就说矮化核桃树苗,我们县上不要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话,叫人信服!”

我把电话打回去,任奉明派曹仁带人去挖树苗。这一下我就放心了,曹仁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个有正义感、做事非常认真的人。我担任大队苹果园主任,在工作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会议结束后,我回到村子里,看见核桃树苗倒是运回来了。但是任奉明因为受到宣传队的冲击, 失去了指挥的权力。而热衷于搞政治运动的宣传队,根本就无心栽树。致使挖运回来的树苗都快干枯了。我急忙把这个情况,打电话给孔怀亮作出汇报。他说:“你对任奉明讲,就说我说的,我要来一个一个数树苗呢,少一棵树苗我都要他给我说个啥呢!”

我心里想:“孔怀亮向任奉明无奈地发牢骚,也许有他的苦衷。‘文革’以后,他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中心之外了。”

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县革命委员会要求我参加学习班的通知。

第二章 在学习班里

我被堵在门口,不让进去。

几天前,参加学习班的通知书送给了我,我心里想:“县革命委员会怎么突然想起了我,一个被抛弃和被遗忘的小人物。”

是福,还是祸?我不得而知。罗英说:“你有一个提高的机会,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出去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把我带上啊!”

我背着铺盖卷儿,来县委报到。门口站立着一个矮墩墩、胖乎乎的军官, 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任芊芊!”

“尽管说不叫你来,你跑来干什么?” 这个军官暴跳如雷,吼道。“你赶快回去吧!”

我说:“我回去可以,但是县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书,还在我的手中。你是对我发脾气呢,还是对县革命委员会发脾气呢?”

“我说话是算数的,是有权威性的。这个门,你是进不去的!你快走吧!”

“是谁不让我参加?不让我参加,就应该由县革命委员会发文撤销这个通知哩!谁的权力这么大?把县革命委员会都不放在眼里!你说你有权威,难道说你的权力比县革命委员会还高吗?”

“没有撤销通知,是手续没做到。但是你往回走,不要参加了!好喽,你走吧!”

“我不走!这个会我参加定了!非参加不可!你是赶不走我的。我现在就找杨部长去。”

我背着铺盖卷儿,来到武装部求见杨部长。工作人员说杨部长到省城开会去了。

“谁主持工作哩?”

“刘副部长,他在公安局军管会办公。”

刘副部长是一个高个子,有军人的威风和气派,戴个眼镜,他非常理解我的心情,跟那个军官判若两人。他在电话中把那个军官训斥了一顿。说:“你招惹谁不好, 为什么偏偏要招惹他呢?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他是一位凛然不可侵犯的人物。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他是县革命委员会请来的贵宾,要热情接待嘛!你还不过来,迎接客人!拿下你的臭脾气,得罪了他,就要赔礼道歉、说好话哩!取得他的谅解。好喽,你赶快过来吧!”

那位军官姓张,把我的铺盖卷背在身上,一直对我说好话,要我不要计较他的态度。说他不让我参加学习班,是为了我好。学习班很紧张,制度很严格。他听说我在“文革”中受到了迫害,担心我的身体吃不消。他还叫人给我做工作,叫我原谅他。

学习班一天到晚读文件,搞得人昏天黑地,非常疲劳。有一天,我把椅子的前腿跷起,把椅背靠着房柱子,双手枕在脑后,闭目养神,蒙眼入睡。一个贫下中农宣传队员警告我说:“任芊芊,你要坐端坐正哩!”

我很不服气地说:“在‘文革’中,的确发生了许多可悲可恨的事情,甚至有人自觉地和不自觉地制造了许多麻烦和祸端。但这绝不意味着洪洞县里没好人,也不意味着远离‘文革’、没有参与‘文革’的人就是世外高人。有人在极其危险、极其疯狂和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拯救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难道那些对社会的沉沦与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人就是世外高人吗?任由-切都烂下去,而无所作为、就是时代的楷模吗?泼脏水不能把孩子也一块儿倒掉。

“批评要以善规人,要集中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至于个人琐碎的细节问题,只要与原则问题、与大是大非问题无关,就不必计较和纠缠。咱们整天在这里学习,搞疲劳战,时间太长了,也可以休息休息嘛!让大家活动活动,唱唱歌,活跃一下学习班的气氛。”

我发言的时候,会场的气氛变得很诡异。贫下中农宣传队员互相用眼神示意,把他们的人统统叫出了会场,我的讲话也中断了。有个学员说:“任芊芊,你闯大祸了!县贫下中农宣队员集体到解放军宣传队那里,告你的状去了!” “二三十个人哩, 一个人说上一句话,也够你喝上一壶的了!”

他们告状去了。他们是以组织来对付我一个人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不知道这些人和军代表正在进行着怎样的对话, 但是我看见人们不无担忧地注视着我。

开会的钟声突然响起,原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以及县委和县人委的干部都来到会场。小道消息比风还快,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就要大祸临头的我。大家都知道这会是专门为我召开的,我是批评的对象。

我不胜悲伤,跟那个军官赌什么气、较什么劲呢?不让参加就不参加!要是我‘司马夸诸葛,甘拜下风’,我这会儿正在和社员们一起挥舞着鐝头,在山坡上栽植果树呢!何必在这里‘风刀霜剑严相逼’、白白地糟蹋时间和浪费青春呢?我,风华正茂, 正处于人生黄金年龄, 正处于梦幻最旺盛的时期,当我把果树插进泥土里的时候,挂着一嘟噜果实的果树就会呈现在我的眼前, 就连周围的空气, 也仿佛散发着醉人的成熟的果香。想到这里,愤怒之火,郁闷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我拿我的悔恨对谁说呢?关在笼子里的鸟儿,是属于笼子主人的;而自由飞翔的鸟儿,是属于大自然的。那位军官不让我进学习班,我却嚷嚷着非进不可。现在看来, 我不是自投罗网又能是什么呢?这里不是我向往的地方,那位军官态度不好,说不定还是好心肠呢!那种撕心裂肺的苦涩, 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想象和体会的。

可是,“奇迹多半是在厄运中出现的。” 健步走上主席台的是省军区派来的最高首长,竟然是久违的李纪荣同志。可能是因为在台子上站着,需要仰视,形象显得非常高大。他说:“任芊芊同志来了没有?”

我激动地站起身来,大声说:“来啦!我就在这里!”

李继荣亲切地挥了挥手, 说:“请你赶快坐下!别紧张,把你当年堵地狱门的勇气拿出来!同志们,今后,再也不要批评大家了!就像任芊芊同志说的那样:批评要以善规人,要集中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至于一些个人琐碎的细节问题,只要与原则问题,与大是大非问题没有关系,就不必计较和纠缠了。‘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这个同志,有他抢救下的八个人作证哩。在枪杀‘俘虏’的危急时刻,敢于以弱抗强。是他奋不顾身, 勇敢地冲上前去,用宝贵的生命和无穷的智慧,堵住了地狱之门!这种精神, 真的难能可贵。是他力挽狂澜,用勇敢和智慧化解了这场危机。他舍己救人的崇高品质,‘真成一掷赌乾坤’,这是何等令人感慨万千的事情啊! 尽管他从未想过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幸亏他这八个人才得以救命, 不然, 这八个人早就饮弹身亡了。值得我们沉思的是: 在那个风口浪尖,为什么除了他以外,就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呢? 为什么大家一味地追随派性,随波逐流,亦步亦趋呢?何以英雄寥若晨星,不可多得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用什么形容词都不为过。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是一个来自最底层的惊天动地的孤胆英雄,值得敬重和用心呵护。

“对于这样一位好同志, 我们应当像爱护眼珠一样去爱护。任芊芊,你疲倦了,你就休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开会场!我特别申告一下:学习班的大门,对任芊芊同志是敞开的!一切随着他的心情,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受任何纪律约束。在学习班里,唯有任芊芊同志享受这样的特权和殊荣。就像任芊芊同志说的那样,学习班不要搞疲劳战,实行更人性化的管理,给学员一定的自由。可以唱唱歌,也可以休息休息嘛!”

李继荣同志的一番讲话,使我飞出了牢笼。学习班对于参与“文革”的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是学习班对我是多么眷宠啊!郁积在我心中的怨恨和不满情绪,立刻烟消云散,化为乌有。这是上天的恩赐。 这是我来到人世间第一次受到如此尊贵的礼遇,这是我抢救那八个人受到的最高嘉奖,此乃天不亏良善之报也。曾经的行动,永远是心头的骄傲。因为受之无愧, 所以感觉特别温馨,我激动得浑身颤抖,泪如雨下。李继荣的讲话, 让我有了“拨云雾而睹青天” 之感,我就像喝了一罐蜂蜜似的,心里甜丝丝美滋滋的, 把一切烦闷和压抑的心情,都扔到爪哇国去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得到的最大的心理补偿。“我所知道的最大的快乐是暗地里做了一件好事,而偶然被发现。” 引用左拉的话,是因为我此刻的心情,被他的话而言中。李继荣同志的讲话, 使我逢凶化吉,改变了我在学习班受窝囊气的尴尬处境。从此以后,除了吃饭以外,我整天都在县城,搜索发生在“文革”中的奇闻趣事。我还经常到农科所去讨教苹果树的栽培技术,几个西北农业科学院毕业的女技术员挺喜欢跟我聊天,她们对我在“文革”中的经历非常感兴趣。但是过去了四五十年了,我能记起名字的也只有陈秀典了。

我与郭育碌邂逅的那一刻,他似乎太冲动了,硬生生把我往饭店里拽。我说:“不去了,我刚才吃过了。”

“吃过了,再吃一点!” 在拉拉扯扯的过程中,引来一些人的围观。僵持了一会儿,郭育碌忽然哽咽着说:“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说话的地方你又不去。围了这么多人,我也不害怕大家笑话我,我请你吃饭,也不纯粹是谢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有事相求呢!”

我说:“你还有什么事情呢?”

“说来话长,咱们借一步说话吧!”

北方的季节来得晚,四月的黄土高原,正是植物含苞欲放、桃红柳绿的季节。在凤凰河畔西岸边一棵苍翠欲滴的柳树底下,郭育碌说:“倘若你不肯出手相救,把我枪毙了,也就一了百了。你倒好救了我一条性命,却让我受不够的气。鸡镇中学清理阶级队伍,‘揪出武斗黑手郭育碌!’的大字报, 贴满了校园內外。他们一口咬定抢驻军的枪支弹药是我领头干的,这样颠倒黑白的行为,惊讶得我说不出话来。无论我怎样说明事实真相,总是没有人相信。后来,还是孔怀亮书记到学校检查工作,他原原本本地讲明了事情真相,我才得以解脱,可是昨天县学习班又通知我上会哩,这咋办呀,抢枪冤案刚刚在鸡镇中学平反了,又要在县学习班上卷土重来了!”

我说:“我当什么事呢?这事还不好办吗?你找孔书记去吧!”

“找不成咧!”

“为什么?”

“孔书记一定会说:‘你这人贪得无厌啊,吃饱了还不知道丢碗啊!’”

“可是除了他,谁还能解决你的问题呢?”

“你能解决我的问题!”

“你别开玩笑啦!”

“我没开玩笑!我是认真的。解决我的问题非你莫属。听说学习班的负责人, 对你非常赏识,他对你有一个讲话,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如果能够的话,我想请你出面向这位首长谈谈我的问题。”

我感到很难为情,但是郭育碌把我逼上了梁山,我说:“那我试试吧!”

后来,我替郭育碌办了事,但是这事对我印象非常深刻,觉得郭育碌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一个阴雨的天气,在程牧歌的办公室里, 我看见哭天抹泪的表姐魏淑芳,程牧歌说:“你瞧,谁来啦? 你表弟也给我反映过你的冤枉。他是一个干什么事都很投入的人。‘文革’中一个七口之家,竟然有五口死于非命。对于你惨不忍闻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不过呢,我也亲自到军管会去过几次,我了解到的情况和你谈得差不多,你举报了进城报告你爱人去宋岭的人,也举报了抓你爱人的人,可是这两个人都不在这次抓捕和打击的政策范围之内,至于打死你爱人的凶手倒值得惩处,可你爱人是被乱棍打死的,又是午夜时分,还停了电,黑咕隆咚,凶手的确难以确认。至于你婆婆等三人,在门前古槐树底下,被飞来的炮弹打死,更成了无头案,无从下手啊!我实在爱莫能助。”

我说:“人生苦短,人这一辈子,一晃就过去了。咱们是‘文革’的幸存者,你是知道的,我是死过一次又活过来的人,咱们更应该珍惜弥留珍贵的生命。尽管你失去了很多, 但是你也不能终日以泪洗面,你还要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哩!该干啥干啥去。不要让仇恨蒙住了你的眼睛。你一家五口被杀成谜,虽然让人同情,但又无从查起,你就别难为程主任了!雪恨未酬的人,也不是只有你一个啊!”

到了吃饭时间,我起身告辞, 并请表姐去街道饭馆用餐。程主任说:“我已经安排了客饭。”

我说:“我回学习班吃饭去了。”

程主任说:“你也走不了啦!难得一聚,你就陪大家一起吃饭吧!”

三个人吃完饭,表姐说:“我家五人命断“文革”,一个也不能昭雪,哪怕昭雪一个也好。我真的没有用啊!”

表姐含泪继续说:“村里人把我叫做‘从死娃沟里捡回来的孩子’,我四五岁的时候,百日咳在村里蔓延。封建迷信的人们,把瘟疫怪罪到死去的拐子七身上。拐子七长得又高又胖,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时,两个胳肢窝夹着拐杖。听到噔噔噔的响声,我就知道拐子七来了。拐子七没有孩子,却喜欢看孩子,我怕生,对拐子七更是惊恐不已。拐子七问我:‘你为什么总是躲着我?’我说:‘我害怕你看我。’拐子七说:‘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呢?’拐子七见我不理睬他,就去前窑跟大拉呱去了。到了吃饭时间,又发出噔噔噔的响声,我知道拐子七走了。拐子七爱和大拉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都能听见噔噔噔的响声。不知道为什么,生病以后,我看见大的眼神比拐子七的眼神还要恐怖。忽然有一天,我再也听不见噔噔噔的响声了,问起缘由,才知道拐子七已经死了。大梦见拐子七对他说:‘阎王爷说我收购一百个娃,才能转世。’有一天,得了百日咳的妹妹死了,把妹妹尸体扔到死娃沟的时候,趁着妈妈不在屋里,大连病重的我也扔了。妈把我从死娃沟救了回来,说:‘那是一条命哩,你都不怕遭殃,提上腿就扔到死娃沟去了!’大怎么说,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拥了一院子人来看热闹,隔壁一个小伙子说:‘我天天晚上都听见拐子七吱吱嘎嘎,从窑背上下来,就是叫你娃呢!你还不撂了去?’妈打了那小伙子一记耳光,说:‘日你妈哩,那是一条人命哩,叫我撂了去,你说狗话哩!’妹妹死后,我非常恐怖。我住的窑洞很深,窑里边一点儿亮光也没有,比阎王爷的脸还要黑。村里一只大黄猫,眼睛是黄的。它蹲在窑后边,它的身子完全隐没在黑暗之中,但是它的眼睛却闪着刺目的黃光。猫的眼睛阴森森的,可怕极了。病歪歪的我虽然动弹不得,但却不乏魔幻和想象。在一个懦弱的女童眼里,那一双猫眼,其实就是唐僧西天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我觉得‘文革’就是拐子七拐走了我五个亲人。夜深人静,我都能看见那五双亲人的眼睛,仿佛大黄猫阴森森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仿佛说由于我的无能而没有为他们报仇雪恨似的。

“更为怪异的事情,怎么长大的我就从来没有走出儿时的感觉和心态呢?”

不久以后,表姐因为不能为她家亲人报仇雪恨而跳崖了。表姐走了,但是表姐的遗书把人们看哭了。我没有看见遗书,不知道表姐都说了些什么。世事无法预料,原来那天的相见,竟是最后的永诀。

又有一天, 几个小兄弟跑到县城来找我, 说是六队以大被拉壮丁为由揪斗了大,打了大。 我找人申诉, 杨部长听了,说:“我也听人们风言风语说过这件事情。”

杨部长把正在县上开会的大队干部曹仁和任志德等人找去,给他们讲述了大和任奉明在旧社会,一块儿被拉壮丁、一块儿又从国军营地逃走的故事。言之成理地表达了他们二人虽然有过这些经历,但是他们是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杨部长还肯定了我在“文革”年代对革命的贡献,要大队善待大,注意政策。

我将关仓事件的始末公之于众,引起了震动。我那时候年轻气盛, 只知道一吐为快、原封未动地将真实经过写了出来。 殊不知有些人和事是不能公开的。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是在是与非面前,我必须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我没有因为之前大家都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而去包庇谁!我见不得朋友之间的纵容包庇。不知道就算了,知道了不说出来,我会内心不安的。

我以前就认识李永年,给我平反的时候,他对我说:“董玉峰是我舅呢,你要谅解他呢,无论什么事情,能过去就叫过去。”

我在大字报中没有隐瞒,如实讲述了我请求他制止枪杀“俘虏”的事。当然,他并没有支持枪杀俘虏,他只是一直不愿意出面制止而已。他给我讲的话,我一字不漏地公之于众。李永年回复了我一份大字报,因为没收藏,只能把我当年写的大字报,引录于后:

《答李永年》

任芊芊

读了李永年的大字报,我本来不准备回答,因为李永年的大字报逻辑混乱,前后矛盾,废话连篇,语无伦次,不值一驳。但是我还是回答一下好,目的是把李永年的阴险嘴脸,公之于众。

李永年承认在关仓事件中,我找他要求把强志南留下,不要枪毙。这是真实的。倘若说李永年说了很多假话,那么这一句还是真实的,对于李永年这句真实的话,首先予以表扬。

但是李永年对于自己的问题,就不老实了。表现在:他根本就没有说过“不要给钥匙”的话,他的原话是:“人家要钥匙,你就给钥匙;人家要枪毙,你就叫枪毙;咱要是一挡的话,连咱自己都拉上去枪毙了。” 俗话说:‘两个人说话有地方,三个人说话有证人。’我找他三次,硬说一次, 只要他还想认认真真地做事、堂堂正正地做人,他就永远不要丢掉别人对他的信任。作为堂堂正正的县人民委员会干部,竟然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敢承认,真叫人笑掉大牙。他当初错了, 可是后来他又错了,他不应该编造谎言遮掩自己。因为对错误出自内心的直认不讳, 往往都是心怀坦荡、值得敬重的人。

李永年说,在关仓事件中,他没有涉及枪毙人的事,而是烧锅端水,忙得不亦乐乎。好一副为人民服务的姿态!但是李永年是清审组组长,是管‘俘虏’的。当‘俘虏队’遭遇血洗,‘俘虏’们一个个都被拉上去枪毙了,而这个时候,你在哪里?你却去烧锅,你都不怕把‘俘虏’枪毙完了, 你不是失业了吗?而你一个清审组长,在这关键的时刻,却成了缩头乌龟,魂儿吓得丢到爪哇国去了。你改行当了炊事员,你烧锅烧得及时,烧得有成绩!你是用烧锅的实际行动,和坏人坏事做斗争。建议李永年把关仓事件中烧锅的心得体会,用大字报公布出来,以广见闻。

李永年在大字报里含沙射影,似乎说:“在关仓事件中,强志南这个宁玉洁必杀的人,任芊芊都抵制了。” 于是,得出结论:说我“了不起,说话算数。” 我对李永年对我的表扬和恭维,表示感谢。当然,我也知道我并没有做什么,只是使奔向疯狂武斗的浊流得以缓冲而已。但是你说我了不起,我认为你李永年更加了不起。有事实为证,当时我抵制枪杀强志南等八个‘俘虏’,是以一个组员的身份抵制的。我再了不起,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组员。你跑去烧锅,降贵纡尊,你还是一个组长。水大漫不过鸭子,因此,最了不起的还是我们的组长李永年,李永年不必谦虚。

好啦,不必再说了,免得李永年下不了台。

这张大字报贴出来, 李永年再也不作声了。一张大字报,使我大获全胜。但是一双眼睛,却使我一败涂地。

我在关仓事件始末写道:“我看见胡志毅提着一把短枪,从东北角向西南边的麦地里飞跑过去,他边跑边大声怒吼:‘枪毙了,那狗日的!’”

胡志毅的叔父在这次武斗中被打死了,感情冲动。为了材料的真实性,我没有因为他曾经和我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而隐瞒, 我将此话如实讲述了一下。大字报贴出来,看的人很多,我不知道胡志毅是什么时候看的。我上厕所的时候碰到了他,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那一双像狼一样的眼睛,恶狠狠地瞅着我。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双眼睛。当然啦,仅仅说那双眼睛险毒是不够的。那是一双极其复杂、极其丰富,饱含着千言万语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既有威胁恐吓,又有乞哀告怜,此处无声胜有声,我对这双会说话的眼睛,表达出来的无声语言,心领神会。胡志毅是县人委干部,和我接触不多,但是这一双恶狠狠地瞪着我的、燃烧着凶光的狼眼, 引起了我巨大的震撼和惊恐。思来想去,我退让了。当然,也有对于同一个组织的同志的原谅和包藏、我写了个声明,声明他的喊话,因为离杀戮现场还有一段距离,起不到下达命令的作用。经过这件事情, 我非常鄙视我自己,我觉得有时候我跟熟透了的杏子一样,有点儿发软。

在学习班期间,罗英来信说:“你被一个军人拦在学习班大门外,不准进去,无奈之下,你去找县上的领导,那个拦挡你的军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一天,贫下中农宣队员集体到军代表那里告你的刁状,军代表非但没有批评你,还在大会上给了你最高的褒奖。你的这些事被传得沸沸扬扬,不过,你把这位可敬的军代表找一下,理直气壮地请求他解决你被克扣的几年的工资和补助,解决一点实际问题,总比褒奖有用得多。”

省报社一位叫郑天祥的著名编辑朋友来到凤凰县,在学习班看了我的大字报,说:“你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令人佩服!建议你把抢救八个“俘虏”的事迹,向北京反映。”我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同志。

第三章 情何以堪

程牧歌说:“这算什么问题呢?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嘛!你放心,我向你保证,绝对不会那样做!那种匹夫结恨、六月飞霜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谁还盼望你出个事情,你再出个事情,对大的事业又有些什么好处呢?”

有一天,罗英带着马小红和白志孝来家里吃饭。我给大家端饭菜,白志孝突然说:“我想把你们当中的一个,介绍给任芊芊做对象哩!”

姑娘们同时问道:“你想介绍哪一个呀?”

白志孝说:“罗英吧!”

我端菜过来听见他们的对话,颇感尴尬,说:“别说了!”

马小红的脸变成了一朵鲜艳夺目的红玫瑰, 说:“人说:‘遇婚姻说成,遇官司说散。’要是没遇上,啥话不说了。可遇上了,我就当一回红娘!芊芊哥,你拦不住我。”

她的话,让我颇感窘迫,慌忙躲开了,她们都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

事后,罗英说:“你为什么不让白志孝说话呢?”

“因为马小红在场,我不想让她知道我们的事情。我们的感情,应该珍藏在心里。外露会引起嫉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你很信任辣妹子,不过,我想提醒你对她防着点,不要掉以轻心。”

“谁爱忌妒,谁忌妒去!你害怕什么呢?”

“我害怕影响不好!”

“我一个黄花大闺女都不害怕, 你一个大小伙子害怕什么呐? 再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咱们已经到了结婚年龄, 是应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啦!”

“白志孝找贺书记安排自己的孩子也就罢了,怎么还要我找贺书记去呢?”

“你以为他是主动找你的吗?他才不呢,他把孩子安排了偷着乐呢,贺书记托他捎的话,丢在九霄云外。还是他老婆不小心说漏嘴,我才央求他给你说的。可是你怎么就没有去呢?”

“唉,求人的事 我总是张不开口啊!”

“我想你找工作的时候把我带上!你怎么就丢到脑后去了呢?再说,这不是求人, 这是反转, 工作是贺书记主动要安排的,你只接受就可以了 !”

“大地园林化的工程刚刚起步,咱们怎么能够忍心扔下不管呢?我总觉得我们个人的事情应该靠后才是。”

后来,罗英经常带着马小红来找我,要我为他们购买的确凉等紧俏商品,马小红买得多,罗英买得少。罗英非常喜爱文学,但借给她的书,我都很小心,害怕落个散布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罪名。历史的河流并非一往前行,迂回和倒流的现象还少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革”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现代版。在“文革”中,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被视为洪水猛兽,不允许阅读和传播。在学习班我还接到罗英的来信,她也来找过我。后来,只要碰见我,只要有说话的机会,她都要叮嘱我:“你找工作了,一定要把我带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姑娘对于爱情的表白和暗示?

白志孝要把罗英说给我,由于害羞,也由于害怕弄出影响,我拒绝了。但是我却忽视了白志孝可能是受罗英的委托而来的。

现在回头看,我做了一件对不起罗英的事。有一天,柳青山老师给一位女生写了一首长诗,他叫这位女生拿着那首长诗来见我,做我的女朋友。这件事情我应该征求一下罗英的意见,换句话说,在没有撇清罗英和我的关系之前,让那个女生来宋岭是一个唐突的错误。尽管我很快就结束了这件事。但是罗英和我拥有的感情却远去了,无可挽回了。

罗英说:“你终于找到你的心上人啦!”

“看你说的,我碰上了一件为难的事儿,那个女孩是柳老师介绍来的,我把咱们的事从未给柳老师讲过。柳老师替我操心着哩!我不应付一下,怎么也说不过去。不过,这个小插曲已经结束了。对不起,是我不好,惹你生气了!”

“你说得那么轻巧,你跟她的事情是结束了,还是刚刚开始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女生断送了我们的未来,我再也不能和你谈个人感情问题了。那个女生来你家影响那么大。人家会说我破坏了你和那个女生的婚姻关系,这个名声我背不起。要是没有那个女生,这事还用说吗?”

我说:“根本就不存在破坏那个女生的婚事,咱们的关系在前。”

“你还知道咱们的关系在前,你和那个女生见面,为什么要瞒着我,连一声招呼也不打呢!” 罗英愤愤不平地说。

“咱们的爱情,来之不易, 应该且行且珍惜。”

“你珍惜了吗?我一个军长的千金,与你十年寒窗,情投意合,等你这么多年,你却喜新厌旧,与另一个美女约会。你对我们感情的珍惜,真的是贾宝玉看西厢记,戏中有戏。”

“难道咱们携手翠华山的美好时光不再?难道就不能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吗?”

“好马不吃回头草, 请你忘记了我吧! 你跟那个女生不是挺般配的吗?她比我强多了。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而破坏了那个女生的前程,假如没有那个女生,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我愿意陪伴你到地老天荒。自从你与那个女生相亲,‘青梅’就离开了‘竹马’。咱们的爱情,就仿佛一碗水泼在地上,再也收不回来了。咱们曾经的耳鬓厮磨、亲密无间,转瞬即逝。我再也无法与你诉说感情了。都是因为你的背叛。你都成了那个女生的乘龙快婿, 我还能怎么办? 君子不掠人之美! 不夺人之爱。有了她,我就再也不能够了呵。不过,我们做不了夫妻,今后还是好朋友。”

她太优秀了, 优秀得让人窒息。事情挽救不了啦,曾经的那个女生,堵塞了我与罗英的爱情通道。

在大队革命委员会召开的向大地园林化誓师动员大会上,下放干部魏军突然把大会拦腰砍断。他杀气腾腾地跑上主席台,大声吼道:“宋岭大队,至今还没有解放。近二十多年来,村政权一直被坏人任奉明把持着。他是黑司令, 把宋岭大队统治了近二十年,保护着村里的地富反坏右,贫下中农没有解放,受到了残酷的打击报复,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二十年的苦水要吐出,穷人盼解放。”

他语惊四座,骇人听闻。

任奉明的心情像凤凰山一样沉重,问我怎么办?我说:“咱们开个会,把魏军叫来,叫他把话讲清楚。”

打发人去叫魏军,魏军没有来,邓森来了。邓森是一个高个儿稍显肥胖的男子,三十多岁。他进门看见我在场,略微有点儿神色不定。

任奉明说:“咱们农村人,对你们说的话不理解。今天开会,魏军在大会上说:‘近二十年的苦水要吐出来’,是什么意思?”

邓森显得目中无人的样子,说:“你问我?你也敢问我?你也配问我?我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我念的书,能拉几火车皮;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我说:“这里不是你卖弄的地方,这里也不讨论你念的书多,还是念的书少?这和书记问你的话没有任何关系。当然了,这话是魏军讲的。我们叫他来,他没有来,你来啦!你能把他的话解释清楚吗?说我们还没有解放,难道我们还生活在敌占区吗?难道我们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大队吗?”

“你们问这些事了,我还真的说不清楚!”

“对不起!那你就请回吧,让能讲清楚的人来!”

驻队干部,对大队革命委员会发起了政治攻势,开始的时候,魏军失利,站不住脚,正要拔腿走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县革命委员会突然任命刘纪正为县革命委员会驻宋岭大队宣传队队长。刘纪正, 四十多岁,高个,四方脸,戴着个近视眼镜。是一位专署政法系统的下放干部。早春时节,天气还有点寒冷,刘队长披了件姜黄色的呢子大衣,显得威风凛凛,带了十几个干部进村,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他们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宣传队,接管了宋岭大队的革命和生产大权。

好端端的任奉明书记, 被无端夺权,连人也被无端定性为坏人。为寻找金银财宝,他们把地主宋义堂和顺堂两座高大雄伟的古建筑群全部拆除了。

有一天,八个生产队长联手找我,要求我为他们代笔写一封署名信,反映宣传队的极左路线,以‘革命’掐生产的脖子。我不想惹祸上身, 但是他们苦苦哀求,赌咒发誓, 说不会暴露我的。信寄上去又批下来,宣传队从笔迹追寻到抄写者,抄写者说:“是我写的!”

刘纪正说:“你哪里有那个水平?快说实话吧!”

有人替抄写者出主意,说:“你把任芊芊的手稿交上去,不就把自己解脱了吗?”

当抄写者交出了我的手稿,来村里视察工作的县人民武装部刘副部长说:“让我来鉴定!”

他看了以后,笑着说:“就是任芊芊写的!”

宣传队又逼攻八个队长,问道:“你们是在哪里委托任芊芊的?”

任金娃说:“我从宋岭城出来,碰见任芊芊,我俩一块儿走到北胡同,我把写信的事给他交代了。”

刘纪正哈哈大笑,说:“这一点点路程,你就能把事情讲清楚吗?”

任金娃说:“你不信了,咱们现在就从那段路上走,看我能讲清楚,还是讲不清楚?”

宣传队要报复我,收集不下材料,就把问题集中在我和罗英的恋爱关系上。

曹仁是留在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有一天,他慌慌张张地跑来,说:“宣传队把你和罗英的事情,说成是你对女知青的诱婚,要求拘留你。八个队长闻讯抱头痛哭,说:‘为了咱们的事情,把任芊芊逮捕了,叫宋岭村人把咱们骂死!’你能找谁了,就去找找吧!”

我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脑袋“嗡”地一下,像是受到了强烈的拳击。我一动不动地思索了半天, 决定到县革命委员会讨个说法。

第二天早晨,灰蒙蒙的浓雾,铺天盖地地朝宋岭扑来,村庄里的树木和房屋,都被浓雾吞没了。整个黄荡坡公社,消失在一片漆黑的无底深渊里。我在浓雾中,艰难地摸到了马家车站,这个车站离宋岭只有五华里,但是我感觉走了很长时间。马家车站是一个过路站,过往客车多半不停,正在我十分焦急的时候,罗英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以为是幻觉,连忙眨巴眨巴眼睛,我迷迷糊糊,我不知道我们的相见是真,还是幻? 但是当罗英那像柳条一样柔软的手,握住了我那僵冷而机械的手,我才确信站在我面前的女子就是罗英,我非常吃惊地说:“到处雾气腾腾,啥都看不见,你怎么来啦?”

罗英说:“都火烧眉毛了,还管什么雾不雾的。我昨天晚上,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今天去找你,你母亲说你到马家村等车去了。我追来是想告诉你,辣妹子挑拨咱们的关系呢!而且由来已久。她说你帮忙买紧俏商品,是对我的诱婚。”

“你说你那件棉衣,只有辣妹子一个人见过,我穿上回家,不巧被她看见了。”

“啊,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怪不得她进门一脸坏笑,笑得我很扎心。至于鸣枪事件,她现在恐怕还不敢造次。她当时都没有得逞,泼脏水遭到调查人员的训斥。尽管她和魏军走得很近。不过,那时候她输得太惨,这些波澜起伏,啼笑皆非的悲喜剧。你回来了,我详细讲给你听。我向你保证,我没有迎合他们。我始终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是无可非议的。现在,形势险恶,你要寻求正义势力的保护哩。”

辣妹子是怎么挑拨的?我还未详细听取她的叙说,一辆客车,停在了路边,罗英说:“哎,芊芊哥,车来啦!快走吧!”

握别时,她语气沉重地说:“‘文革’还没有结束,这次冲你而来的暗流,是不是酸枣堡的暗流涌动。”

六队五个“知青”,三个招工走了,辣妹子去了四队知青点,剩下罗英搬回家去了,她担任了第八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她没有被招工,可能是接受了我的人只能顺其自然,与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相依为命、和谐共存的思想。我也曾经问过她:“你为什么不走呢?”

她说:“我能扔下你走吗?我是光顾自己的人吗?你又处于厄境的风浪头,我能放心走吗。”

她的话,使我就像在干渴难受之时,吃上了甘甜可口的西瓜。

她这次送别,更使我知道了我已经挽回了她的芳心。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一次送别竟然是永诀。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罗英!

尽管我只听了她们故事的概况,但是我的脑海里闪过一幅幅逼真的画面。

在县革命委员会大门口,我和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程牧歌同志不期而遇。我向他诉说了我的烦心事,什么诱婚啦!什么逮捕我啦。程主任听后,非常肯定地说:“就是诱婚,也不能拘留!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你先去军管会, 回头再来找我,我再了解一下。”

军管会有一位解放军同志,眼珠乌黑发亮,问道:“你有什么事情呀?”

我说:“我想谈谈个人问题!”

“你不是都来查过档案吗?你还能有啥问题呢?”

“此一时彼一时嘛!人家现在搞到我的头上啦!”

“能搞你什么问题呢?前公安局局长王庆华,不是都给你平过反了吗?”

“祸福无门至,风云不测来。” 我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下,军管组的郭崇怀,四十多岁年纪,黝黑的脸上,一双眼睛显得特别明亮,是一个老公安啦!在“文革”中,我跟他还是比较熟悉的。他也凑过来,听了我的诉说,说:“你怎么革命呢?你一个老造反派也不知道吗? 这算啥呢?啥也不是。上报到这里要求逮捕的材料多着呢,我们逮捕的,毕竟还是极少数嘛!这件事, 我表弟姜银娃比你还着急呢, 你是今天来的, 他昨天就来啦! 没车, 他是走来的, 走到我家天都黑了。现在还在我家里,他表嫂给他做饭吃呢!你去我家吧,你俩一块儿回去吧!你的事情,根本就不是啥了不起的事情,你放心!红色政权不会像过去那样对你政治迫害了。”

我刚走出公安局大门,就和王庆华不期而遇。他已离开了公安局,调到一个煤矿当矿长去了,不知道回来有什么事情。我想打个招呼就走,可是他似乎像听到了什么风声,非要问个水落石出不可。我只好把事情也给他说了一下。他说:

“给你平反的七个人还活着呢,就是死了一个,还有六个哩;就是死了两个,还有五个哩;就是死了三个,还有四个哩;就是死了四个,还有三个哩;就是死了五个,还有两个哩;就是死了六个,还有一个哩。”

我没有想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就走到了程牧歌同志的办公室。我对他感慨地说:“我对‘文革’中人人自危的现象,难以理解。为什么大家都有燕处危巢的感觉呢?”

程牧歌说:“这算什么问题呢?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嘛!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不会那样做!那种匹夫结恨、六月飞霜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谁还盼望你出个事情,你再出个事情,对大的事业又有些什么好处呢?”

我说:“如果工作有十八层,那么当农民恐怕就是最底层,为什么连农民也不让我安安心心地当啊!”

程主任微笑着说:“贺书记安排你工作,杨部长介绍你进工厂,我也给了你工作的机会, 可你为什么不去呢? 为什么不动心呢?”

我说:“穷而弥坚,并非一无可取。我没有去,是因为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草民,当农民,我已经知足了。况且,我并不蔑视农民,农民造福世界, 养育万物。农民虽然苦了点儿。但是农村就是我落脚生根、创造事业的地方。我不想去城里,是因为我喜欢大自然,喜欢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对自然的专注,甚至觉得我和大自然溶解在一起了,犹如盐溶在水中一样。我尊重天然的生命。有时候看见护渠人,把渠畔边上的草铲得光光的,我就感到愤愤不平。我在心里想:渠畔上的草,又不是生长在庄稼地里。就是庄稼地里的草,古话说:‘地头没有无用草,用对都是宝。’野草对于绿化环境和净化空气,功不可没。我想站在与大自然零距离的位置上,观察大自然的奥秘,力主人类顺从自然的生存之道。我为我的业余爱好上心,扎根农村,更符合我的心愿,至少,我暂时还不想离开农村。趁现在年轻,我想在农村多做一点儿工作。贺书记为我安排工作,还有你给我工作机会,没有使我心动。我谢绝了你和他的好意,并非我不识好歹。而是因为我觉得干农业,前途也照样金碧辉煌,它并不比别的行业低人一等。更何况我天生喜欢园艺事业,专注于自然生态这个神圣而伟大的话题。自己的梦自己圆,人生各有所乐,我觉得在一个大队率先实现生态农业,不使用农药灭虫,把灭虫的任务交给麻雀等鸟类动物,它们是虫子的天敌,是上天为我们派来消灭害虫的天兵天将。我们大队收缴了鸟枪,儿童玩具枪和弹弓,禁止投放鼠药,为流浪猫建造了猫窝,在树上挂起了人造鸟巢。坚持使用有机种子——原始的天然生命,生态农业是必由之路,它与人类活下去的强烈愿望不谋而合。苏东坡旷达的人生观念,也多多少少影响了我,我非常欣赏他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就在我一步一步奔向和靠近自己梦想的时候,危险已经逐渐靠近了我。”

程主任动情地说:“倘若我能够继续在凤凰县工作的话,我一定支持你的生态工程。我争取到宋岭蹲点,咱们共同来研究大自然的话题。”

过了几天,县革命委员会来了一位同志,对我说:“我是程主任派来慰问你的!程主任要我告诉你:事情没有什么,一切都过去了。你应该着手考虑解决个人的婚姻大事,什么都不要担心。”

可是忽然有一天下午,曹仁跑来说:“程牧歌已调离,宣传队把任奉明和任永春都关押起来啦。他们还要揪斗你!要求逮捕你们三个人的大幅标语,贴得满村满院。你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害怕有布防,走不出村子。我家挨着桃树坡,我从桃树坡走下沟底,在望不见天,狭窄而漫长的沟道里,我想起了爷爷当年向陕甘宁边区输送的一千多名战士,就是从这条沟道里走的。到了小花沟,顺着河道向南顺流而下,走到小花河与姜河交汇处,水大了,河也宽了,河里大石头和小石头,清澈见底。水从石头上流过, 发出哗哗的响声。抬头望,那一群群白羊似的白云,在蓝天上无忧无虑地飘浮着。低头看,那自由自在的流水,从石头旁流过。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心里格外难过。我堂堂正正一个青年,怎么就不如石头沉稳?也不如白云自由自在?为什么我就不与他们辩论呢?难道这个世界是他们的吗?为什么我要舍近求远,不辞千辛万苦,冒突省革命委员会呢?

爬上一条大坡,走到了西塬,再向南就走到了席家村了,在一个初中老师的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下了一道长坡,被泾河挡住了去路。湍急的河水,浪花滚滚滔滔,急流勇进。我坐船渡过泾河,就到达梨泉县地界了,客车也没遇上,直到第三天早晨,才赶到省革命委员会。

这真是“苍天有眼”,联合值班室接待了我,又把我领到政工组,一位同志指着我,对大家介绍说:“他就是郭沫若打电话的那一个!”

我做梦也想不到来者是李继荣同志!怎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救星李继荣同志就不失时机地出现在我的面前?难道上苍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李继荣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对大家说;“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就是我常常给你们讲的在武斗战场上, 冒了极大的风险,救了八个‘俘虏’的小伙子!怎么又遇到难处了?”

听了我的申诉,李继荣说:“这算得了什么问题呢?恋爱的过程,就是建立感情的过程。为女知青代买一点商品又能算得了什么问题呢。我们马上向凤凰县打电话,要保护你,不许胡来。要立刻释放被关押的大队书记任奉明同志,口号喊错了的任永春队长,也要一路释放回家。”

有了“尚方宝剑”,我就坐车直接回到了村子里。我没有回家,他们把任奉明关押在胡记娃家里。胡记娃的家在学校背后的一个地坑院子里,我从地道走下院子,胡记娃一家住在北边的窑洞里, 胡记娃的妻妹宋春兰住在西边的窑洞里, 岳父住在南边的窑洞里,在通神沟油坊当工人,常年不在家里住,任奉明被关押在南边的窑洞里。

我猛然推开门,把禁闭在里边的任奉明吓了一大跳。几天不见,他的脸色黄得像一片枯叶,惊恐万状地说:“你胆子大得很,人家捉你哩!你还敢来看我?我的女人来看我,扑进来说:‘你再不敢寻短见了!’

“我说:‘我不死!日久则明,我不当屈死鬼。’昨天, 说是在公社的大会上逮捕我呀。我穿着棉袄去了,我害怕那一绳子把我身体勒坏了!结果,去了以后, 没有逮捕我, 也没人理我。在台子上站了半会,又把我送回来了!”

我说:“昨天早晨,我去了省革命委员会,那里的领导给县上打电话,叫释放你和任永春哩,怎么到现在还把你关押着?”

“任芊芊,你敢对魏军讲这话吗?” 胡记娃对监禁大队书记的工作挺经心。偷听了我们的谈话,用话激我。

我说:“你家的黑牢,恐怕得拆除了!你把魏军往这里叫,就说省革命委员会放人的命令是昨天下达的,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放人呢?”

“书记被国民党拉过壮丁,国民党的壮丁还能当书记吗?”

“拉壮丁,难道是他的志愿吗?难道不是强迫吗?更何况他还逃了出来。每个人都有历史,谁又能没有过去呢? 当过国民党的兵,是过去的事,难道他现在还是国民党的兵?难道他现在不是我们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吗?你还叫魏军呢,你问一下魏军,他的大和爷有没有历史问题呢?如果他说没有,你告诉他,我是不会相信的。今天,是历史的今天,没有昨天,哪里会有今天呢?”

“我要把你的反动话,报告魏军!”

“去吧,报告去吧!但愿你跑得快一点!”

呼卢子急急煎煎向魏军住处跑去告密。

呼卢子的媳妇叫宋桂香,是宋岭村的村花,借着给书记送水的机会,走了过来,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对书记说:“昨天,公社大会结束以后,曹仁瞅了个机会,对我说:‘这真是刀下留人啊!大会就要宣布拘留任奉明和任永春,县上打电话说任芊芊在省革命委员会上访,推翻了宣传队的定案。省革命委员会电话强调,任芊芊在“文革”中,有突出贡献。一切别有用心的诬蔑和攻击,都是徒劳的和不得人心的。恋爱是他的自由和权利。保护任芊芊,是新政权义不容辞的责任。宣传队私设牢房,拘禁任奉明和任永春是非法的,要立即放人,恢复自由。’拜托你把这些信息,告诉书记。你传话的时候,要避开你男人。”

我对宋桂香说:“拜托老同学,做碗荷包蛋,慰劳一下在难中的书记!”

宋桂香说:“老同学,不是我舍不得,我那贱人很快就带人来了,那还不被人家抓了个现行?”

“你做你的,他们恐怕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直到任奉明把荷包蛋吃完,魏军也没有来,呼卢子也没有回来,宋桂香取碗筷的时候,我说:“她是我的同学,一束鲜花插在牛粪上啦!”

后来,我看见宋桂香流着眼泪,说:“别哭了,心疼你那几个鸡蛋了,我会还给你的!”

宋桂香说:“看你说的,好书记想孝敬还孝敬不上哩。你问书记嘛,只要我那个死鬼不在家了,我都会偷偷地孝敬书记。那年大队因为周家山的地太远,不便管理, 要偷着承包出去。女人不能把自己的幸福附属在别人身上,——我抱着这个观点,才委托老同学你给书记带了句话,说:‘承包给我吧!’后来,你给我回话说:‘任支书说你男人是个呼卢子,能靠得住事吗?’听了这话,我的心凉了,没有指望了。入赘呼卢子,真的倒了八辈子霉,我已经绝望了,可是有一天,任书记来了,跟我谈起了承包的事,惊得我下巴都要掉了。我急忙向书记打包票,说:‘好书记哩,我那呼卢子靠不住了,还有我姊妹两个呢。’但是那年收麦子的时候,运回来的麦捆子摊了一场,不摞起来, 天一下雨, 眼看吃到嘴里的麦子就叫老天爷糟蹋了。呼卢子睡觉起来,看见我姊妹在场里摞麦子呢,说:‘月儿亮堂堂的,哪里来的雨呢?’

“我眼睁睁地看着雨来了呼卢子撒手不管,我姊妹俩挑了一晚上麦捆子,呼卢子装病呢!没有起来。姊妹俩干了一夜活儿,刚回到家里,正在换贴在身上的湿衣服呢,呼卢子说:‘别换了,俗话说:‘鞋湿不怕淌水’,衣服终究湿了,不换了,抬上一袋化肥,上苞谷苗去。’,呼卢子或者说:‘雨过去了,你把衣服换一下,上苞谷苗去!说话婉转一点,我还能接受。’

“我说:‘把麦子都淋坏了,我上下那些苞谷干啥呀!你是什么地方的人?龙口夺食哩,你觉睡不够!你不做活了,你都不能站在场里给我姊妹壮壮胆?你不害怕狼把我们吃了吗?我刚回来,你就叫上苞谷去,你以为我们是铁人吗?

“呼卢子气势汹汹地跑来打我,我逃跑了,他说:‘你驴日的立下嘛!’

“呼卢子拿了根竹竿,到崖背上打杏去了,我说:‘雨天打杏,杏树会蒙死的。’

“后来,呼卢子给他家送杏去了,走了三天,回来在场里转了一圈,回来说:‘我走了,你连场上水都不扫,把麦子泡得发芽了!’

“我说:‘你咋不扫哩?你跑啥哩?你妈就等着吃杏哩?’

“宋智才是我大伯,成天和呼卢子耍钱哩,两个人好得一个人似的,说:‘你寻着挨打哩,你骂人干啥呢!’

“呼卢子打春兰去了,春兰朝着我骂道:‘是给你招的亲,还是给我招的亲?打我弄啥呢?’

“后来,呼卢子又跑来打我,我感觉活够了,想活也活不起了,无论是沟,还是崖,我都跳哩。我过去跳过崖,这一次我要跳沟哩!寻死以前, 我一个人躲在窑里,不想见人,我对春兰说:‘我不在了,你想我了就看看我的照片。我活不下去了。他虐待我,一个巴掌打得我听不见了,比拳击手还给力,他把我的耳朵打聋了!但是接着又给了我两巴掌。他对我的家暴,让我恨了他一辈子。’

“跳沟的时候,我还是个大肚子。不知道是我命不该死,还是我肚子里的孩子命大?我跳下去,没有跌到沟底下,我挂在离地面只有三米的二坎上了。腰疼得受不了,几个抢救我的妇女,把我抬上架子车拉回来了。呼卢子轮着铁锨来铲我,吼道:‘你跳沟去了,咋没死哩!’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看热闹的人群中,跳出一个黑漆漆的大汉,也不搭话,对呼卢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暴打。直打得呼卢子跪地求饶。那黑漆漆的汉子走时说:‘你给我听好了,我是宋桂香的舅,我今天把话撂这里,以后,谁打我外甥女,我就打谁!现打现报,一次也不拖欠。我就用我这老羊羔皮,换你这小羊羔皮哩。’

“春兰说:‘你跳沟呢!你人是胡记娃的,命还是你自己的!’

“呼卢子说:‘你死去呀,咋还没有死呀?’

“春兰说:‘你是你大的娃,你把她打死,你打死她叫我看。’

“我大妈魏凤英气得嘴唇颤抖,两眼喷火,对胡记娃咆哮如雷:‘你打啥哩?你把她三天一打,两天一打。你能行了行,不行了你给我走人!啥地方来的,走到啥地方去,走得越远越好!’

“呼卢子说:‘这是我的家务事,宋桂香的舅是个外人,凭什么打我呢?’

“魏凤英说:‘宋桂香的舅,怎么就不能打你啦?你狗日的家暴,都能叫任芊芊写一本书。宋桂香的舅把你打死,也是为民除害呢,我还放炮祝贺呢。’

“我大妈为我壮胆,我还高兴哩。可是我大伯宋智才阴阳怪气地说:‘桂香呀,是呼卢子叫你跳沟去哩,还是你自己跳下去的?或者是呼卢子把你推下去的?’

“他的话,气得我心疼,我对春兰说:‘你把他撵出去!’我虽然是一个胡拉海人,但是我和宋智才的叔侄关系,并不卯窍。两人早就丢掉了亲情。逢年过节,我再也不提礼品看他去了。但是大妈魏凤英,总要提着东西给我长精神。我家对门一个老太婆笑道:‘有些人,把驴骑反了!’我说:‘有些人想反骑驴,还骑不上去呢!’我的话暗讽老太婆的女儿,和老太婆不相往来,断亲了,老太婆硬着头皮,去给女儿追节,女儿连门都没让进去。

“本来嘛,宋智才是我伯父哩,走进门先打呼噜子两记耳光。你看你侄女还不恓惶?跟外人一块儿欺负哩。

“我大伯宋智才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可是我那个舅父,却说到做到。呼卢子又一次家暴, 他又突然出现了,说:‘你是不是又在欺负她呢?’呼卢子也不答话,立即抓起了地下的一把砍刀,但是舅父毫不怯场,他抢前一步,将身子稍微一偏,躲开了呼卢子的刀,呼卢子正欲收回刀,不料却被舅父回身一拳,只听“哎呀”一声,砍刀早被打出一丈多远,呼卢子慌忙逃生,舅父飞起一脚,把呼卢子踢翻在地,说:“算了,你这狗日的也不禁打!今天就到这里。不过,我还是那句话:谁打我外甥女,我打谁!现打现报,一次也不拖欠。不信你等着瞧,我就时常在你家门口转悠哩!”

“呼卢子打得我没胆量了。一天到晚,我害怕被欺负,不是害怕猪,就是害怕狗,不是害怕狗,就是害怕猫。呼卢子入赘我家,由于缺乏了解,感情基础薄弱;呼卢子性格暴躁,喜怒无常。对我施暴,成了家常便饭。那年冬天,我被打得三个月下不了床,腰椎骨被踢错位了,脸也被打肿了,头被打晕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只记得呼卢子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后又把我推倒在地,脚踢脚踩,直打得我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伤痕。

“有一年腊月二十六日,呼卢子喝了些马尿,回来叫我热饭,饭还没有热,呼卢子就催着哩,我看饭去了,呼卢子在我后边跟着哩,我看见饭还没有热,刚转过头,呼卢子把锅端起来,连饭带锅甩到地上,把炉子也踢倒了,扇了我一个耳光,我赶紧往外走,呼卢子问道:‘你弄啥去呀?’我说:‘我出去呀!’ 呼卢子抓住我的领口,说:‘你把衣服脱了!’我把外边套的衫子脱了,呼卢子说:‘把里面的也脱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脱,呼卢子就把我棉袄前襟撕掉了,然后左右耳光齐扇。

“这些年,呼卢子耍钱,欠下了万年债,除了我的血没有卖,家里的东西,被他卖得所剩无几。有一次,我都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打的次数多了。呼卢子喝了一点马尿,把我打倒在地,一只脚踩在我的小腿上,把肌肉踩伤了,我实在忍不住剧烈的疼痛,大声喊叫。过了一个礼拜,脚肿得就像穿了一个高腰靴子,从小腿到大腿全青啦,我大妈魏凤英拿红花油,给我消肿,红花油过敏了,脸肿得眼睛睁不开。还要给工地烙锅盔呢,每天烙五六个锅盔,我用一只手,把眼睛往开掰着。

“呼卢子把他妈叫来做饭,我给他妈告状,他妈连听都不听。到了收麦时节,我坐在高凳子上,坐在低凳子上起不来。我发现呼卢子不对劲了,就赶快逃命。有时逃到大妈魏凤英家里,呼卢子当着我大妈和大伯的面殴打我。我做了多少噩梦,经常梦见呼卢子拿着刀子,在后面追杀我呢……

“后来,还是你,我们的好书记,救了我。把呼卢子弄去劳教了半年,回来强多了。至少把懒汉二流子的毛病改掉了,至少不家暴了。记得他从劳教场所回来, 见面说:‘在劳教中我一想起家暴,就觉得很对不起你!心痛如刀戳!’

“说这话的时候,他哭了。

“呼卢子劳教去了,我突然想起他爱说的玩笑话:‘我没有看上你人,我看上了你的秀发了,一根长长的毛辫子,吊在圆滚滚的尻蛋子上。’为了报复他,我把毛辫子绞啦。他劳教回来,问:‘毛辫子呢?’

“我说:‘绞啦!毛辫子好,你跟毛辫子过去!’

“他哭了。男人哭,比女人还恓惶。至于他究竟是为毛辫子而伤心,还是为他的家暴而后悔?我就不得而知。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感谢支书大人,把呼卢子弄去劳教,不然,我早就死在他的铁拳下了!”

呼卢子去了半天,没有把魏军叫来,他自己也没有回来。任奉明这会儿,似乎也放下心来,他咳嗽了一下,说:“呼卢子家暴,我哪里会知道?还不是任芊芊给我讲的,有一天晚上,一家人正在喝汤(注:关中人把吃夜饭叫喝汤)哩,任芊芊给我讲你遭遇家暴,我的女人和女儿都听哭了。你要感谢,就感谢你这位同学吧!是他使我下了对呼卢子劳教的决心。”

天黑以后,任奉明和任永春都被释放回家了。

第二天,我去了办公室,刘纪正立刻走上前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说:“任芊芊同志,我们错了,向你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我说:“你们没把我怎么样,赔什么情?道什么歉呢?”

他们把我拉上热炕,和我拉家常,说闲话,刘纪正说:“省上和县上都对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视,怎么处理哩?上面都有具体的要求,领导要求保护你,不要和你较劲,不要和你过不去。你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同志嘛!运动初期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县委为你做了平反。武斗期间,你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了八个‘俘虏’。这些事情,我们都很敬佩。今后,你还要帮助我们工作呢!”

晚上,我和任金娃到任奉明家里去了,任金娃说:“我就说怎么不见任芊芊了,原来他到省上告状去了。还幸亏他,逮捕你呀,电话蹦楞楞地打来了;‘立即放人’!哎呀,这道命令下达得多么及时,就是曹仁说的刀下留人啊!”

任奉明笑着说:“谁又说不是呢?那天,一个好心人偷着叫呼卢子女人转告我说:‘明天逮捕你呀,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哩。’结果呢?在大会上他们一声也没有吭,让我又回来了!”

我语重心长地说:“老哥,那天我跑到呼卢子黑牢去看你,你怎么也不相信我的话,我气急败坏地对你说:‘理想和信念的动摇,是危险的,也是不可原谅的。’这话很冲动,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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